□王文君

偏关寺沟长城宫爱文摄

偏头关南门城楼陈鑫龙摄

偏关文笔塔广场陈鑫龙摄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偏关段冯晓磊摄

红门口景区冯晓磊摄

黄河、长城与旅游公路相映成辉贾福定摄

偏头关是个神奇的地方。

它的神奇，首先在于山河的造化。在这里，万里长城与万里黄河牵手，然后贴身并行、相拥而歌。浩荡的黄色波涛与沉默的青色城垣，一动一静，一柔一刚，被视为晋陕峡谷起始段的奇观。

它的神奇，在于这山河格局所淬炼的命运。千百年来，它既是烽火连天的“中华北门”，转眼间又转化为熙熙攘攘的边贸市场。一道关门，开合之间，便是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剧本。

它的神奇，还在于长城遗迹众多。内外长城在此交会，拥有126公里长城边墙、253座烽燧及29座古堡，被誉为“中华长城古堡第一县”。

硝烟散尽，山河相交的雄关静静矗立，把民族碰撞融合的历史，镌刻在黄土高原的崖壁与涛声之中，等待后人聆听。

山河锁钥：地理格局与战略要冲

偏头关位于山西省西北边陲，晋、蒙两省（区）交界处。其地理格局极具特色：北依长城，与内蒙古清水河县接壤；西临黄河，与内蒙古准格尔旗隔河相望。明代有诗云：“半壁孤城水一湾，万家烟火壮雄关。黄河曲曲涛南下，紫塞隆隆障北环。”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这里山河环抱的地理形态和环境。

从军事地理角度看，偏头关位于黄河“几”字形大弯的东岸，正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带上。黄河在此由北向南转折，长城沿山脊东西蜿蜒，形成“黄河与长城握手”的独特景观。这种地理配置使其成为控制河套地区军队南下山西、东进河北的关键节点，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长河中，偏头关的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最早为北狄所据，后属赵国边地。秦汉时期属雁门郡，但尚未形成独立关隘。唐代在此设“唐隆镇”，属岚州，主要职能为管理边贸。清道光（民国4年版）《偏关县志》载：“偏头之名，实始于北汉刘钧”“北汉天会元年（957），立砦于韩光岭。盖以其地形东仰西伏，如人首之偏隆，故名偏头。初名砦，而元始名关，偏头关之名由元始也”。明洪武年间始筑土城，宣德年间增筑，成化年间设偏头关守御千户所。清雍正年间改偏关为县，属宁武府。

从历史记载看，偏关在明王朝建立前是寂寂无名的。但当滔滔黄河与万里长城相遇后，来自草原的马蹄声，踏破了这里的宁静。蒙古人在长达近一个世纪里几无停歇地入晋掳掠。明正统至嘉靖年间，蒙古各部“恃黄河为险，秋冬入套，春夏出套”，频繁南下。嘉靖十九年（1540），吉囊部“由偏头关入，掠太原、平阳”，震动朝野。“偏头一关，实为全晋之门户。”所以偏头关的故事，也是长城的故事，也是山西防御的故事，也是大明王朝的无奈之痛。

这座黄河与长城相遇处的关隘，以其四百余年的烽火记忆，成为中国边疆史、军事史和民族关系史的一个独特坐标。

九塞屏藩：关城修筑与防御体系

偏头关城坐落在县境西部的关河原坪，立地条件较差，地形东高西低，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关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最初为土筑，由镇西卫指挥使张贤始建。随着军事地位提升，关城历经扩建和加固。成化年间，巡抚都御史李侃奏请改筑砖城，获准后开始大兴土木。新建关城周长约五里，墙高三丈五尺，筑有敌台、角楼各四座，垛口1200余个，设东、西、南三门，均建瓮城，形成重层防御。经过一年多的大规模建设，这座边塞小城焕然一新。

正德十三年（1518）秋，明武宗朱厚照亲巡边塞，抵达偏头关。这位以“好武”著称的皇帝，不顾大臣劝阻，执意要视察这处前线关隘。《偏关志》更详尽的描述为：“正德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武宗西幸至关，从南门入，叹曰：此便是偏头关也，创之不易，守之艰难。”

武宗身着戎装，登上关城最高处“玉皇阁”，极目远眺黄河对岸的鄂尔多斯高原。关外秋风萧瑟，旌旗猎猎，武宗询问守关将领防御部署，详细了解边墙修筑、烽火传递、军屯生产等情况。据《明武宗实录》载，武宗在偏头关停留三日，亲试火器，校阅守军，并登上“护城楼”，观察河防形势。

80年后，为加强关城南部西部临河的防御，万历二十六年（1598）又于西关南关筑女城、水门各二。沿河筑堤，规模初备，始称“九塞屏藩”。

关城整体布局严谨，中心为鼓楼，以南北大街为中轴线，衙门、营房、仓库、寺庙分区而设。最为独特的是，关城并非规则的方形，而是顺应地形，呈不规则多边形，充分利用了山势河险，这种灵活实用的筑城思想体现了明代边关防御的智慧。关城规模并不大，东西长约2里，南北一条大街，长一里多。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人们还笑说偏关城“一条大街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

由于城周围沟岔众多，视线不畅，为保证远处墩台发出的警讯能够及时被看到，所以修建关城的同时，在周边山梁上筑起九座烽火台，人称“环城九墩”。位于西山上的虎头墩，在万历年间建成梯形砖石楼，南面留门洞，门洞上四面墙壁间隔三窗洞。楼内设为互交之九窑洞，入顶层建一过道楼梯，顶上置楼橹，筑垛口，楼外筑围垣，称之为“护城楼”。

与护城楼相对应的，是东山上的文笔凌霄塔。塔建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楼阁式八角空心砖塔，初为七层；崇祯八年（1635）加四层，共十一层，高36米，状如毛笔的笔头，故名“文笔凌霄塔”。

为何在东山上建文笔塔呢？

明朝隆庆五年（1571），关城出了一件大事，当地望族万家第八世孙万世德参加

殿试，高中进士。喜讯传来，关人奔走相告，这是明代偏头关出的第一个进士。此后几年不断有关人在乡试、会试中上榜。为了让偏头关的文运更加昌盛，地方官与关城士绅协商，在东山修筑文笔塔。说也奇怪，文笔塔建成当年，关城就有三位秀才考取举人，其中王芋在下一年会试考中进士。

自此，关城建筑完备，东西塔楼呼应，一文一武，一高一矮。几百年来，就那么对望着。一个把铁血和风沙都夯进了土里，一个把山河岁月都悄悄记在心上。守着关的，是护城楼；而镇着关的魂，也许是东山上那管无声的“笔”。

三关首御：九边重镇与边防演变

“雄关鼎宁雁，山连紫塞长。地控黄河北，金城巩晋强。”这首流传至今的明代巡边大臣的古诗，精准概括了偏头关在明代山西防御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明王朝将北方万里长城沿线分为九个防区，称“九边重镇”，偏头关属太原镇（后称山西镇）管辖，与宁武关、雁门关合称(京师)“外三关”，构成山西北部的铁三角防御体系。

由于逃回大漠地区的北元政权仍然不甘心失败，时刻准备进犯大明王朝疆土，明太祖朱元璋一上台就提出“高筑墙”的战略理念，在北国边境地区屯兵布防，星置墩台，广设卫所。洪武七年（1374），朝廷设镇西卫于岢岚州，分兵偏头关、大同戍守，隶属山西都指挥司。最初也包括偏头关以及黄河岸边的河曲、保德等地。偏头关与漠南仅为黄河一水之隔，是镇西卫与黄河北300里的东胜卫最近的连接点。

洪武四年(1371)在黄河东岸建立东胜卫，明王朝开始修筑大边长城。洪武二十九年(1396)，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驻防大同)修筑隘口，“东山坡至西山坡，长二千八十八丈，折合一十一里六分，烟墩三座。”（据丰镇市隆盛庄出土碑记）此为首修“大边”的雏形。永乐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朱棣以“东胜孤远难守”为由，把控制河套地区的东胜诸卫所迁入内地，偏头关北部没有了屏蔽，“孤悬寇境”，成为边防第一线。这时的大边是偏头关境内的第一道防线，得到不断修复完善。据民国4年版《偏关志》：“大边在关北一百二十里，东接大同镇平鲁卫崖头墩界，西抵黄河长二百九十里。”后来明军回撤，以二边长城为第一线，大边废弃，遗址大多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

从明朝宣德年间始，蒙古骑兵时有“脱扰塞下”，以偏头关为中心的北疆西路成了大明王朝的防御重点。宣德四年（1429）太原镇总兵李谦率兵万余北上屯驻偏头关，偏头关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重镇。八月，李谦奏请朝廷“增筑山西偏头关烟墩二十六所”。又于宣德年间在“偏头关东设水泉营堡，北置滑石涧堡，沿边挑壕堑，立柞木；黄河东岸设桦林堡、楼子营等堡七处”。正统三年（1438），“增黄河西岸烟墩五处”。正统十四年(1449)，总兵杜忠创建老营堡。至此，偏头关已经形成了东北四堡及黄河七堡南北两段防线，其中老营堡的规模仅次于偏头关城，时称“偏老”。

“土木之变”后，大明王朝再也无力出塞，大规模的蒙古鞑靼部落于天顺年间进入河套地区。由此，大明王朝掀起了长达百年的长城修筑历程。

尤其是成化年间，朝廷投入巨大。成化二年（1466），山西都指挥佥事王玺筑长城：“（北）起老营丫角墩连朔州（卫界，后为平鲁卫界），（西）至黄河老牛湾，南折河岸抵（河曲）石梯隘，延褒二百四十余里”。这段长城称为“二边”，沿二边长城有丫角山墩、五眼井隘口、好汉山视远隘口、红门隘口、水泉堡、阳洼子口、镇宁口、滑石涧堡、老牛湾口，然后南折沿黄河有万家寨口、关河口、桦林堡、寺沟口，进入今河曲县境的楼子营堡、石梯隘口。后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又沿二边从丫角山往西除原有的水泉、滑石堡外，增修柏杨岭堡、好汉山堡、阳洼子口南草垛山堡、黄龙池堡、寺焉堡，又于明末的崇祯年间，从东往西增修五眼井堡、好汉山堡、老牛湾堡。

成化十一年（1475），置偏头守御千户所；成化十四年（1478），大力修缮警报设施。当时偏头关周边的烽燧系统已健全，沿河二十八墩，连接黄河七堡覆盖了整个西部防线；北路二十一墩，从关城护城墩连接北部长城及附近各堡；东路十九墩，顺八柳树、水泉、老营堡一直与大同西部烟墩相连；南路二十一墩，连接偏头关至岢岚州。整个烽燧系统十字交叉于偏头关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御体系。

据《偏关志》“明正德九年（1514），山西布政使陆奎、三关兵备副使张凤羾主修长城，东起老营石庙儿，西抵白道坡石梯墩，沿山削崖，平地筑墙长九十余里。后于嘉靖八年（1529），总兵李瑾续建。”此段长城为偏关境内自制长城，号称“三边”，基本走向是沿着关河北岸筑墙，从东到西有内长城线上的老营堡、小营堡、八柳树堡（明景泰二年<1451>建）、马站堡、韩家坪堡、偏关城，以及城北15里的白道坡墩。

又据《偏关志》载：正德十年（1515），三关兵备副使张凤羾主持修筑偏关第四边长城，“在关城南二里，东起长林鹰窝山崖，西抵关城南教军场，随山据险，长一百二十里，并于关南五里筑罗汉坪堡。”即在三边南部、沿关河南岸筑墙，东起原南堡子乡北场村鹰窝山，西至关城关河南教军场（俗称校场坪）。“三边、四边”是沿关河北岸、南岸筑起的御敌长城，均为夯土高筑。

嘉靖十一年（1532），置老营堡千户所。嘉靖十五年后，蒙古铁骑连续入犯偏头关，除关城、老营外，其他地方皆被攻破，蒙古兵长驱直入。这时偏头关防御功能已经开始下降，朝廷把防御中心转移至宁武关。嘉靖十九年（1540），“起阳方口，迄八角堡之野猪沟，老营堡之丫角墩，土筑惟半，余则斩山之崖为之”，“增敌台四十三处，暖铺五十五间，暗门五座，重楼三座”。嘉靖二十一年（1542），驻偏关改副总兵为总兵，移驻宁武关，太原镇从此改称山西镇。同时，“自桦林堡（黄河畔）至唐家会却胡墩，筑边七千九百七十三丈余四尺”。

嘉靖二十三年（1544），兴建内边内长城。“自丫角而南历老营、野猪沟至八角南界，增筑旧边一百四十里”。据实地考察，内边实为从丫角山丫角墩界南行10余里，经五眼井沟隘口南上今柏杨岭堡东山岗，再直南25里经偏关境内阴窝沟、史家圪台、边墙上到达老营，然后跨过关河到南梁上经辛庄子、地椒峁、北场、南场界总行程75里出县界，接东南今神池县野猪口（石湖村），再直线到达利民堡，约65里余。

从此，偏头关境内重叠建设了“大边、二边、三边、四边、内边”和“黄河边”六道边墙，加上各路烽火墩，可以说处处烽堡，层层设防。形成了以偏头关关城为中心的一整套巨大的防御体系。

可惜的是，这套完整的防御体系，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个政权的没落，并不是几道土墙能够阻挡的。

红门互市：民族融合与边贸通道

红门口，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与山西忻州市偏关县的接壤地，曾是蒙古人进入内地的跳板，也是明代以来非常著名的贸易集散地。据《山西通志》载，“明宣德九年（1434）都督李谦以沟通塞外，建敌台、桥洞一座，外设边墙一道，壕堑、品窑三层。万历二十六年（1598）兵备道赵彦增左、右双翼砖台。”

都督李谦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认为红门口两山之间地势平坦，没有任何可以防御的屏障，蒙古骑兵可以毫无阻滞地直出直入，而且屡屡得手。为御敌于国门之外，李谦亲临红门口，制定了关口建设计划。他亲自指挥军民在杨家川（今属清水河）大路口建了一个大望台，下置桥洞重门，外设边墙一道，又深挖防护壕，并建了三层仿佛迷宫般的地窖，取名为红门隘口。

红门口关的身后相隔2里是水泉堡，因该地泉水旺盛而得名。水泉堡同样在明宣德九年（1434）建堡，周长3里。初设500多名守军，后因军情变化而大量增加驻兵，高峰时达千人。红门口只是进出的关口，口外紧靠长城东侧阴面于隆庆五年建起一座“红门市楼”，为明蒙双方进行通货贸易的场所。蒙古贵族以大批良马换回中原王朝的布匹、农具、灶具等物品，偏关边境从此无战事。

当年，蒙古铁骑进攻时，这里狼烟四起；和平时期，这里贸易往来，却是热闹非凡。据载，明朝政府于永乐三年（1405）在辽东设马市，开展边境贸易。宣德九年建设红门口关时，同样放开马市交易。正统三年（1438）又在大同设马市，主要为官营。可见红门口马市比大同马市还早四年。当然，这种官营的马市，由于每年仅有一次，而且交易简单，所以很难满足蒙古族百姓的需要。加之后来朝廷采取保守的防御战略，取缔了交易，使得蒙古人走向了极端——“不互市，我就抢！”于是就有了山西、河北一百多年的生灵涂炭。

直到大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时，皇帝才明白，对待蒙古人不一定全用长城、深沟高垒和金戈铁马的战略。隆庆四年（1570），山西边境地区发生了一件大事，朝廷抓住这次机遇，促成了和平贸易。

这一年九月十三日，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族内部矛盾，来到平鲁的败胡堡乞降。朝廷给予优厚待遇，妥为安置。俺答开始想用武力夺回孙子，但军事上无法取胜，同时，经济上又迫切需要同明朝互市，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内阁大臣高拱和张居正主张允许封贡，同时加强军备，以防不测。第二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500匹，贡使人数不超150人，由朝廷支付买马钱款，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

山西镇的互市点就选在红门口。每到官方规定的纳贡互市之日，蒙古人牵着马从红门口设立的一字形三个闸门进入市场。再过内设的闸门，登记卖马（纳贡）马匹的数量，交割马匹。然后登上市场中央设立的高台，上有纳款厅，凭交割手续到此领取卖马现银，官方称之为抚赏金。红门市的纳贡规模为6000两白银，每匹马定价为12两，纳贡规模为500匹。

官市放开之后，民间贸易也逐渐兴盛起来。据说，市集分为大小市，小市半月一次，大市半年一次。每到集市日，蒙古人就赶着马、牛、羊来了，出售后，立即在市场购买所需的布匹、丝绸、茶叶、粮食、铁锅等生活用品。在交易中，蒙古人得到所需物品，物品生产者和商人取得了利益，国家获得了税收。

到了清代，红门市场变成了完全的市场，除了定期的集市，日常交易也颇具规模，商人队伍大为增加。最为繁华热闹的时候，水泉堡常住人口达到2000多人，其中70%以上为生意人。民国初年，水泉堡内仅榨油的作坊就有9家，周边有俗语说“水泉堡的胡油能流50里”，形容其规模大、数量多。除了生意的热闹，这里的精神生活也不空乏，建有财神庙、马王庙、关帝庙、五道庙等十几座庙宇，戏台也有十多座，最有名的戏台叫四明楼，也就是四面都可敞开唱戏。各个商号店铺常用唱戏的方式招揽生意，扬名品牌。1926年，奉军从内蒙古闯入水泉堡，火烧了店铺，驱赶了商人，堡内商业就此衰落。

明朝在红门口开设的互市，是个既务实又无奈的选择。它本质上不是“开放”，而是“以通制防”的政治工具——用有限的贸易，稳住北方游牧部族，减少军事压力。朝廷把交易牢牢握在手里，限定时间、地点、货物种类，更像一种管控的施舍，而非平等的经济往来。

但市场一旦打开，自有其生命力。它证明，即便在最紧张的对抗中，生存与经济的需求也能冲破壁垒，这或许是比长城本身更坚韧的力量。

铁马冰河：军事防线与商埠码头

偏头关的防御体系，离不开关河（又名偏关河）这一天然屏障。关河发源于朔州平鲁区境内，从东向西，流经偏关全境，在关城西北注入黄河，形成“两河交汇”的独特景观。这条全长百余里的河流，水量不大，属季节性河流。

沿关河的军事设施星罗棋布：上游有老营堡，顺流而下有小营、黄家营、杨家营、陈家营及马站堡，再到河口的关城，形成梯次防御。河岸险要处，筑有“水关”“水门”，控制渡河点；河谷开阔处，则设有军屯，耕种自给。

关河河谷也是古代的交通要道。从河口渡河向西，可通鄂尔多斯；向东沿关河谷地，可至朔州、大同。这条路线在和平时期是商道，战争时期则是兵道。河谷两侧山崖上，至今仍可见明代戍卒刻下的题记。

关河口古渡，是偏头关防御体系的关键节点。这里河面较窄，水流相对平缓，自古就是黄河重要渡口之一。明代在此设关河隘口驻军把守，并配备战船巡河。渡口设施完备：有石砌码头、缆道、船坞，甚至有一套复杂的“拦河铁索”系统——战时可将铁索横跨河面，阻止敌船通行。每当冬季黄河封冻，渡口功能虽减，但冰面又成为新的通道和战场——明军会在冰上凿窟，设置障碍；而蒙古骑兵则可能趁夜踏冰偷袭。

到了清代，北方归于一统，黄河水运大力发展起来。关河口成为黄河沿岸的大渡口，从这里上行船只运走瓷器、布匹和茶叶，运回内蒙古、宁夏的皮货、粮食、油籽、红盐。货船从这里到河套往返不绝，运回的货物在码头卸货后，先堆放于河岸边的盐仓、粮仓，再由外地商人用驴骡驮运，运输到晋北及太原等地。据《偏关商业史料》载：“关河口渡晚清为偏关重要商埠码头，平均每户有大船一只。”民国初年，这里每年货物的转运量约为300万斤，每条船一年有上千块银圆的收益。本地财主张二智，生于1877年，自幼家贫，后靠“跑河路”起家，苦心经营，由少聚多，后来拥有10余只大船，雇佣船工50多人，每年收入上万元。其后，家业由儿子张罗羊经营，生意西至宁夏、甘肃，南至山西河津甚至达河南省，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

随着时间推移，河口古渡的军事功能逐渐淡化，但作为连接两岸的纽带，它的交通作用延续至今。如今站在古渡遗址，看黄河水滔滔东去，仿佛还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战马嘶鸣、商贾喧哗、船工号子，都融入了波涛声中。

关城望族：武功戍边与文治传承

在偏头关的历史星空中，万氏家族是格外耀眼的一颗星。这个起于边关、盛于明代的家族，以武功起家，以文治传世，数代镇守偏关，成为明代北疆防御的中流砥柱。

万氏先祖万杰，明初从军，因战功授偏头关百户，始居此地。经数代积累，至万世德时，家族达到鼎盛。万世德（1546-1602），字伯修，号邱泽，是明代少有的出将入相之才。

中进士后，首先出任河南南阳县令，后调河北元城（今大名县）县令。万世德治事有方，深得民心，政绩不凡。三年后，又补缺宝坻县令，他不畏强暴，不逢迎拍马，秉公办事，敢于剪恶除害。因勤政廉洁，吏治有方，调京晋升兵部主事（正六品）。不久，又晋兵部员外郎（正五品），以通晓军事战策，闻名朝野。

后出任陕西按察使佥事，备兵西宁。他一上任，便修葺城堡，修练兵员。每遇边患，总是身先士卒，每战必胜。他的副将对这个文臣出身的主将颇不以为然，认为让万世德这样的人带兵是武将的耻辱，一气之下，擅自带兵出征，结果陷入敌军包围，在万世德的及时救援下才得以脱身。副将羞愧难当，不吃不喝，活活饿死。

万历十八年（1590）火酋大举进犯边陲，集兵40余万驻扎河套一带。陇西也遭受少数民族的侵扰，明王朝边境不宁。万世德接旨带兵出击，五战

五捷，歼敌近六万，大获全胜。官升临近京城摄的怀隆兵备副使，累官至山东

右布政使。万历二十五年（1597）八月，日本发兵12万侵略朝鲜，并且把军舰开进中国海疆。朝廷众大臣上书万历皇帝，宜派一名大臣治理海防，以防倭寇进犯。于是，万历皇帝晋职山东巡抚兼怀隆兵备道的万世德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首开天津巡抚衙门治，兼理北起旅顺口南至蓬莱的千里海防线。万世德上任后，开垦天津盐碱地增加良田，编民入伍，打造战船，治绩突出。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朝鲜战事历七年久拖不决，神宗及时擢升万世德为经略率兵援朝，与前期出朝的总督邢玠部会合，兵约七万。万世德通过整顿军纪，造势恫吓日军，以议和为名派进倭营间谍，窃取情报。时至十一月中旬，倭寇在回撤日本国时，万世德与邢玠运筹帷幄，兵分四路，直逼釜山。尤其是在经过露梁海域时，经过激烈的交战，大败倭寇，击毙大将平义智，生擒大将平正成等5人，焚烧船只700多艘，同时解救难民5000多人。

战后，万世德升任蓟辽总督，负责京师东北防务。他整顿边防，修筑工事，训练士卒，使蓟镇防务为之一新。令游牧民族部落不敢轻易犯边，边境相对安宁。

朝鲜战争归来后，他常觉头疼，有时候神情恍惚。据说，每当入睡，便做噩梦，梦见无数鱼鳖虾蟹向他索命。于是，他便许下口愿，要在家乡修筑庙宇，每十年举行一次万人大会，以超度亡灵升天。他将此心愿奏明圣上后，神宗恩准，并御笔亲书“敕旨钦命龙华盛会”（简称万人会）。

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至今，“龙华盛会”每十年举办一次，从未间断。每逢盛会，湖广艺人、江浙杂耍、齐鲁拳术、河北马戏、省城晋戏和市北路梆子，都来演出助兴。此外，晋陕蒙商贾、蒙古族拜佛者、五台山和尚及附近府州县寺庙僧人、云游道人，纷纷云集偏头关下，可谓热闹非凡。“龙华盛会”成为偏关县的一大盛事。

万世德还是一位文学家，他在文学方面显示出来的才华为世人所惊叹。他自幼酷爱文学，通子史百家，喜爱著书立说、吟诗作赋，巨著卷帙浩繁，洋洋洒洒，文笔宏丽，风格独具，作品流芳后世。主要著作有《湟中稿》《经略牍》《海上稿》《塞上曲》《竿牍偶语》等。

万历三十年（1602），万世德终因南征北战，积劳成疾，殁于任上，终年56岁。

万世德逝后，朝野俱惊，哀悼不已，遣官祭奠。万历皇帝闻其卒，辍朝一日，追赠从一品的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偏关志》评价：“公关塞人龙，庙堂天柱，文章卓绝，首辟千古之荒；经济匡时，远系万邦之望；威镇华夷，勋业钟镛不朽；才兼文武，姓名草木皆知。”

万氏家族在万世德后继续镇守偏头关，直至清初。家族大宅“万府”曾占偏关城四分之一，亭台楼阁，蔚为壮观。清顺治六年（1649）在“反清复明”当中，毁于战乱兵火。

时代新章：产业转型与绿色发展

历史的烽烟散去，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曾经金戈铁马的偏头关，面临着全新课题：如何在保护历史遗产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改善双赢？

新中国成立后，偏关首先面临的是生态修复问题。千年的战乱和过度开垦，使这片土地生态脆弱，水土流失严重。20世纪50年代起，偏关人民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在长城脚下、黄河岸边、关河两岸，一代代人接力种树，硬是在黄土高原上造出了一片片绿洲。

进入新时代以来，偏关的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当地利用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发展清洁能源产业。2025年8月，中电金谷偏关储能电站一期项目正式并网，被誉为国内最大的“充电宝”。站在偏头关遗址上远望，可见长城沿线风电机组林立，叶片缓缓转动，与古老边墙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文化旅游是另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偏关构建“一核两带”全域旅游新格局，打造黄河、长城两大风情示范带，走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之路。到目前，老牛湾、红门口地下长城成功创建4A级景区，乾坤湾获批省级旅游度假区，老牛湾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等称号，黄河宿集入选省级职工疗养服务点。围绕“六慢体验”打造的“老牛湾国际慢生活区”，让“诗意慢生活，北方桃花源”成为偏关文旅的响亮招牌。

令人惊喜的是生态农业的兴起。偏关利用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发展小杂粮，尤其是糜子种植面积大、品质好，被命名为“中国糜子之乡”；每年的赛羊大会推动了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凭借非笼养技术和全链条溯源体系的生态鸡养殖，让鸡蛋从偏关山区走向澳门市场；白水大杏等经济林的栽植，不但改善了生态，群众也有了可观的收入。山坡梯田里，谷子、莜麦长势喜人，这些绿色农产品更是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渠道。

偏关的绿色发展，绝非对“守关”历史的简单告别，而是守护精神在新时代的赓续。正如当地一位文化学者所说：“过去我们守关，守的是家国安危；今天我们‘守关’，守的是生态安全和文化传承。形式变了，但那种坚韧不拔、守护家园的精神没有变。”

请君试上城头望，一片苍茫万古心。站在偏头关遗址，遥看黄河南流，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青山与碧水在此呼应，当下与未来在此衔接。这座千年古关，正用它独有的方式告诉人们：真正的“固若金汤”，不仅是城墙的坚固，更是人心的凝聚、生态的和谐、发展的可持续。

（责任编辑：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