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

距今4300年至4000年，黄河中游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就是这一关键区域、关键时间点的代表性都邑遗址。考古及研究显示，陶寺遗址已经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进入早期文明社会。陶寺遗址自1978年启动正式考古以来，经过多年发掘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与进展，特别是2002年起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后，直至今天，始终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除了展示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陶寺遗址也呈现出距今4000年前后古人的精神世界，这些因素影响了夏商周的制度建设，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重视天文历法的实证

考古发现的诸多夏商之前的大型遗址，为研究中国早期都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是否具有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都是进行都邑遗址认定的标准。考古探明陶寺遗址的中期城址约280万平方米，呈典型的“回”字形，具备双城制结构，分布有宫殿区、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近年来最新考古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是史前时期所发现的最大夯土建筑基址，有主殿、附属建筑、庭院、廊庑等遗存，结构复杂、布局规整。

陶寺早期的王族墓地位于宫城外东南，约有上万座。已发掘清理的千余座墓葬表明，当时阶级分化已经相当明显。大型高等级墓葬内，可见棺底铺满朱砂的木棺、丰富而精致的陪葬品；中型的也有木棺，随葬有成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玉石器和猪下颌骨等；小型的则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也没有任何随葬品。

陶寺的观象台是迄今发现世界最早的观象台。天文学家和考古工作者通过观象台多次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发现那时的人们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4个重要节点，这与《尚书》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天文官通过观象活动，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最基本服务，这体现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智慧。华夏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陶寺遗址实证了这个重要特征。

测时定位的圭表系统

陶寺遗址的王族墓地分别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资料。圭表用来测量太阳影子，水平置于地面并标有刻度的是圭，垂直于地面的柱是表，正午时刻太阳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标记出长短。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在陶寺文化时期，圭表不仅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还可测量寻找“地中”。

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蟠龙纹陶盘，受到良渚文化黑陶刻画蟠蛇纹和肖家屋脊文化玉龙的启发，创造了中原的蟠龙形象，影响到后来的河南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晚商文化，直至发展成今天的中国龙造型。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琮

陶寺遗址出土的蟠龙纹陶盘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

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

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乐器，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陶鼓、鼍鼓、石磬形成组合，随葬在早期王墓中。鼍鼓和石磬是同一组乐器，配组方式为鼓二、磬一，并伴有一件土鼓。鼍鼓上口蒙有鳄鱼皮，整体形制呈圆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树干刮去树皮、掏空内腔烘干后，外施彩绘。大部分鼍鼓高约110厘米，直径约50厘米，个别的下部直径达90厘米以上。

陶寺晚期水井里出土过一件完好的骨质口簧，与近年陕西石峁皇城台出土数量较多的口簧相一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乐器，包括鼓、石磬、铜铃、陶埙等，显然是陶寺文化礼乐器的继承与发展。说明土鼓与鼍鼓、特磬等重器在龙山时代中叶，已由单纯的祭器转变为具有标志地位的礼乐器。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弥足珍贵的文字。陶寺中期，一座中型贵族墓中随葬的骨耜上契刻着“辰”字，表明墓主职官为农官，甲骨文体系由此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中期。陶寺晚期的一件扁壶，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背面另有一个朱书字符，如何释读存在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与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近年来，考古学者又在陶寺宫城内发现另两件陶寺晚期扁壶残片朱书“尧”字的残笔。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塑极少，未见石雕，玉石器也基本为素面。但贵族墓葬随葬的彩绘陶器纹样瑰丽，几乎都是成熟的几何纹样，回旋勾连为主要模式，体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通过分析陶寺的都城制度、礼制建筑制度、丧葬制度、礼乐制度、天文历法制度等，专家认为陶寺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制度文明。（何 努）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