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知恩院藏《牡丹图》

朱瞻基壶中富贵图

宋代的绢素之上，牡丹从不是单纯的图像符号，而是被笔墨赋予灵魂的美学载体。彼时，牡丹因“花中之王”的雍容成为朝野追捧的意象，而在宋人笔下却褪去浮艳，沉淀出雅致清逸的风骨。无论是工笔重彩的细腻勾勒，花瓣层叠间晕染的光泽如凝脂流韵，还是水墨写意的寥寥数笔，墨色浓淡间自有疏朗意境，宋画都将牡丹的丰姿与神韵，定格成跨越千年的视觉盛宴。

日本知恩院藏有一幅宋代《牡丹图》，画上共12朵盛放的牡丹，尺寸超大，花色各异。盛花器皿是一只类似簋的金色青铜器，器形圆满端庄，纹饰线条饱满，连拉环都被画成满圆，材质似为青铜，也可能是金。花朵插放与花器呈“品”字偏圆形布局。细密的绢丝虽已褴褛，但其静穆而雍容华贵的气质仍令人震撼——它是传世牡丹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幅。

这幅画没有落款和印章，缺乏直接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故少有人能说清其陈年往事。但其细节独特而丰满，纵使后世艺术家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杜撰出如此天衣无缝的完整性。从诸多线索推断，它应出自宋朝名家之手，定制者或为身份非凡的官员，甚至可能就是某位皇帝。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冬天，澶渊之战进行到生死存亡之际，大将高琼几乎是架着真宗临阵督战，枢密院事冯拯大声斥责高琼无礼。高琼怒目圆睁，冲冯拯吼道：“你来赋诗退敌啊！”在高琼和宰相寇准的努力下，宋朝最终获得胜利，并迎来了文官主导的时代。战争结束后的第三个春天，宋真宗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赏花钓鱼曲宴”，他带头赋诗并要求群臣唱和。

“赏花钓鱼曲宴”始创于太宗朝，根本目的是“崇文抑武”。活动内容有赏花、钓鱼、射箭、赋诗、宴饮等，文在前、武在后，凡有一定品级的官员均须参加。活动定于每年牡丹盛开时，多在农历三月或四月，赋诗是核心环节：皇帝率先作诗，群臣唱和；或由皇帝出韵，官员依韵创作。为检查诗作质量，皇帝有时当场点评——写得好的人会因获得褒扬而欣喜，写得差的会因遭训诫而窘迫。诗作完成后，皇帝命人收集刊印，人手一本传阅。因此，对不善文辞的官员而言，这无异于当街示众。为保全颜面，他们千方百计推辞。但皇帝正欲借此敲打他们，督促其修习文事，故写好牡丹诗成为当时朝臣的必修课。

宋真宗还特别关注牡丹中的祥瑞之花，因崇信道教，他视奇花异草为天降祯祥。哪些牡丹堪称祥瑞？并蒂、花色奇异、尺寸超大者皆是，知恩院的《牡丹图》悉数吻合。每逢宫苑出现此类牡丹，真宗便命大臣题咏。相比写诗，作赋难度更高，需以繁缛辞藻发微言大义，非才高学富者不能胜任，名臣夏竦正是此中翘楚。

夏竦出身寒门，天赋卓异，位列中枢且常为牡丹撰诗，故格外留意相关掌故。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赵匡胤之婿魏咸信去世，夏竦奉敕撰墓志铭。稽考事迹时，他发现魏咸信曾获一丛名贵牡丹，每朵花皆千叶，花色艳异祥瑞，遂进献岳父赵匡胤。赵匡胤大喜，命人将花插入金壶，置于玉盘，并召画家黄居寀图写此景。画成后，赵匡胤赐予永庆公主，也就是魏咸信妻。插花的金壶为特制器形，明宣宗《壶中富贵图》所绘牡丹亦插于壶中，不过并非金色。宋太祖金壶颜色与知恩院《牡丹图》的青铜器盆相似，材质或铜或金。夏竦闻知此事，即遣人打听画作下落，得知仍在魏府，掐指算来至少存世40余年。他感慨戎马出身的太祖竟有此雅好，遂将此事写入墓志铭中。

尽管有人每逢雅集便才思滞涩，却仍以能参加活动为荣——这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朝廷对其才学的认可。况且宦海风波难料，长伴君侧者几何？所以这令人头疼的牡丹诗会也显得弥足珍贵。夏竦为魏咸信撰墓志铭数月后，就因治家不严之罪外放，蹉跎多年。待其返京时真宗已逝，少年天子仁宗继位，皇太后刘娥垂帘。这年恰逢宋仁宗守孝期满，朝廷重启“赏花钓鱼曲宴”，规模逾前，惜夏竦尚在返京途中，未能与会。

仁宗自8岁起便随父参加“赏花钓鱼曲宴”，对流程了然于胸。次年春，景灵宫现双头瑞牡丹，此处是奉祀黄帝及赵宋先祖的圣殿，真宗在世时极重视其祥瑞。每逢景灵宫出现瑞牡丹，必命人赋诗，命画工绘画。此次双头牡丹再现，仁宗循例命大臣作诗写赋，夏竦以“双枝合干者，两宫共治，永安宗社之符”为主旨作赋，深得皇太后嘉许。仁宗又命取出历年所绘双头牡丹，令馆阁众臣赋诗。若说“赏花赋诗曲宴”在太宗时期尚显生硬，至仁宗朝则演变为含蓄蕴藉、润物无声的教化。

仁宗自幼按皇位继承人培养，深谙祖父设宴的本意，执行时不仅一丝不苟，有时还会主动制造“考题”以强化效果。有一年农历三月，后苑牡丹正艳，20岁的仁宗择吉日举行“赏花钓鱼曲宴”，流程上多与往年相同，只新增一项：至清辉殿赏唐明皇山水字石。仁宗突然当场命题，要求众人现场作诗，面对新题目，不善作诗者顿时窘迫，他们积攒的“万能句”全然无用。仁宗却不罢休，命众臣署名录诗，交付中书考评优劣。夏竦作为中书骨干且诗才出众，自然是主评，一番操作后，竟有官员因诗劣遭贬。仁宗此招立竿见影，许多官员比真宗时期更愿潜心读书，所以在仁宗朝涌现大批“多边形”官员——他们既有文集著述，还在工作上展现专长，为宋代文化的辉煌奠定了根基。

在北宋几朝皇帝持续推动下，牡丹文化空前发展：牡丹种植规模扩大，研究专著迭出，士大夫以牡丹诗唱和，许多珍稀牡丹被大量图绘——或饰于屏风，或置于案头，后世经典牡丹绘画主题“玉堂富贵”即肇始于此。牡丹终脱唐代的脂粉气与庸俗的富贵气，成为文人士大夫案头上当之无愧的“百花之王”。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三月，春和景明，后苑牡丹竞放，年过半百的仁宗举办了此生最后一次“赏花钓鱼曲宴”。体弱多病的他如往常作诗命和，两年后，仁宗病逝，延续了80年的“赏花钓鱼曲宴”逐渐落下帷幕。

宋哲宗即位期间，在多重因素交织下，这项延续一个多世纪的盛事最终在皇太后高滔滔手中废止，无数类似知恩院《牡丹图》的绘画作品也长锁宫闱，湮灭于历史长河中。耐人寻味的是，废止“赏花钓鱼曲宴”的高滔滔正是宋初大将高琼的曾孙女。

宋代文人以“格物致知”的态度观花，于牡丹的俯仰开合间，窥见自然的精妙与人文的情怀。它既承载着对盛世太平的期许，又暗含着文人雅士淡泊自持的心境，在浓淡相宜的笔墨里，平衡了富贵气象与清雅风骨。这份独有的审美意蕴，让宋画中的牡丹超越了物象本身，成为中国古典绘画中不可替代的经典。（陆琦）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