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葛水平

曹利军很珍惜“赵树理文学奖·优秀编辑奖”这个奖项。他说，这是给予《五台山》文学月刊主编的最高荣誉。

曹利军出身于部队干部家庭，1岁零9个月的时候发过一次高烧，烧退了母亲再抱起他时，两条腿面条似的在空中晃荡，这让他高中毕业后失去了报考大学的资格。他将自己的职业理想定位在给厂里写写简报总结，或者出出黑板报啥的，但这个理想无法实现。他先在部队的家属制药厂里穿着皮围裙和雨靴，在一间闷热的斗室里挥动拍子击打流水线上输液瓶的胶塞儿，耳边机声隆隆，面前水花四溅；后来他调到钟表社的修表门市部，这里有明晃晃的临街大窗，还有带着玻璃罩的修表桌，但这并不是他最终想要的工作。他修表桌下面的抽屉里除了钟表的废旧零件，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或者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类。

零碎的记忆中那些苦难总是重于常人，他真的不是一个喜欢把自己苦难扩大的人，他的窘迫我从和他相处的岁月中能慢慢看出来。他自尊，也源于周围人不经意间偶尔流露出的异样的眼光。但这些私毫没有阻挡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

曹利军说他的阅读感受与周边的人不尽相同。他说好多人觉得提歌德和莎士比亚就显得很资深，提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就显得很深刻，提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就显得专业，他说对他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是弗兰克·诺里斯的《麦克提格》、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还有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等等。他说一个人的阅读犹如一个人的恋爱经历，它会在时间和生活的某个节点上触碰到你内心的敏感部位，也许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阅读。

曹利军在文学上的前行一如在生活中的行走，十分艰难。他最初写作的20世纪80年代，山西文坛重点培养的是山药蛋派作者，但他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所以他的“出头之日”要比同时期起步的作者晚许多。他的写作经历了长达10年的困惑期，文学理论与他的创作无法接轨，直到1989年冬天省文学院的一个读书班上，前来组稿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与他的短暂交流才使他茅塞顿开。

曹利军四五岁的时候，行走的方式是靠双手和双膝在地上爬。在部队的另一个大院，有一个与他年龄相仿、同样身患残疾，靠双手和双膝在地上爬行的男孩。有一次，那个男孩的母亲求助曹利军的母亲，说能不能让利军找她的孩子去玩，因为孩子很自卑、很孤僻，总是一个人郁郁独处。曹利军奉了母命欣然前往，他从部队的家属小院爬过一道干涸的河槽，到部队大院找那个男孩玩耍，没想到那个男孩见到他如见魔鬼猛兽，仓皇逃窜。男孩在前面“跑”，曹利军在后面“追”，男孩一边逃窜，一边仓皇地回头看“追军”是否迫近。曹利军母亲把这件“追逃”的事对男孩的母亲讲了，男孩的母亲给了一个曹利军和他母亲都未料到的答案：我儿子说了，怕别人笑话！

曹利军在文学道路上的艰难摸索，使他更多地品尝到了写作的不易，所以他特别同情那些在写作上找不着北的作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好为人师”，也是他乐于助人传统的延续。他当了《五台山》主编也不例外，当有人发给他作品请他“批评指正”的时候，他就会仔细阅读稿件、做好标记；或者他熟识的作者，人家并未请他“批评指正”，他也会仔细阅读稿件后做好标记，等待人家向他咨询。他说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写作上就是：初学写作者的毛病是相似的，成功的作家却各有各的风格。比如叙述语言的程式化，语言中夹杂的非文学性语言，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填得太满，缺乏灵性，小说结构无章法，情节取舍不当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初学写作者的通病，但是这些初学写作者很难从他人的作品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就是说，你只有针对他本人的作品提出意见，或者一字一句给他指出来，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所在。

曹利军出版过各种文学选集以及长篇小说、长篇散文集10余部，除了最初的那本《曹利军中短篇小说选》是购买的书号，其余的都是本版书。1999－200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3部长篇小说《红尘手》《金太阳》《步天图》，此后他再未写过长篇小说，再之后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曹利军作品精选》等也都是他之前的作品。

曹利军的“好为人师”贯穿了他整个编辑生涯，直到现在依然有许多得到过他“指导”的作者，或者对他有所耳闻的作者，还是频繁地将稿件发给他，请他把把脉，请他找找未来的方向，而他还是来者不拒，还是一丝不苟，还是一如既往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虽然几十年的写作与编辑工作令他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但曹利军说，他有了新的创作计划，他要写一个系列长篇小说和一个系列中篇小说。作为省作协第一批签约作家，他欠文学院一个作业，他要以一部出色的作品来补交这个作业。往大里说，他还想用自己的文学理论撞击一下自己的创作实践，看看自己究竟是身为作家的矛利，还是身为编辑的盾坚。

期待曹利军的新作早日问世。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