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院寺“金粟来仪”匾焦瑾琦 摄

菩萨顶“灵峰胜境”匾焦瑾琦 摄

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在清代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格局的奠定，与康熙皇帝密切相关。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间，先后五次巡幸五台山，推行“以黄教绥柔蒙古”的治国方略，敕修寺院、册封僧官、减免赋税，更留下五十余块御笔牌匾，遍布台怀核心寺院与五座台顶，成为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五度朝台

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并非单纯的帝王礼佛，而是清初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政治举措。据考证，康熙一生五次登临五台山，前后跨度长达二十余年。这一系列巡幸，始终围绕着“尊崇文殊、绥抚蒙藏、安定边疆”的核心目标展开。

清初，蒙古诸部普遍崇信藏传佛教，文殊菩萨在蒙藏信仰体系中拥有较高地位，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自然成为联络蒙藏民族的精神纽带。康熙首次朝台在1683年，此行主要为勘察路况、整饬寺院，为秋季侍奉孝庄太皇太后巡幸做准备。《清圣祖实录》记载，同年农历九月，康熙亲奉太皇太后登临五台山，于菩萨顶设道场为太皇太后祈寿，沿途豁免五台、繁峙等县当年额征地丁钱粮，既彰显了“以孝治天下”的儒家理念，也向蒙藏诸部传递了清廷尊崇佛教的信号。

五次西巡期间，康熙对五台山佛教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制度建构。他敕令封菩萨顶大喇嘛为“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赋予其管理全山僧务的权力，使菩萨顶成为五台山黄庙之首。同时发内帑三千两重修五座台顶寺院，亲撰各寺碑文，极大提升了五台山的宗教地位与政治影响力。

御匾留芳

康熙五次朝台，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御笔题匾，上到五座台顶，下至台怀诸寺，乃至山间小庵皆有分布。这些匾额形制考究、文辞典雅，与寺院建筑融为一体，成为五台山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菩萨顶木牌楼的“灵峰胜境”匾。菩萨顶坐落于灵鹫峰巅，是康熙朝台时的行宫所在，山门前的四柱三门七檐彩绘木牌楼，檐下斗拱密设，覆黄绿两色琉璃瓦，中门上方前后悬挂蓝底金字“灵峰胜境”匾额。该匾书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正中钤“康熙之宝”御印，字体骨力遒劲、结体端庄，兼具皇家气度与文人韵致，学界亦评价其“神韵脱俗，为清代御书艺术珍品”，这座牌楼也因这块御匾成为五台山等级最高的木构牌楼。

台怀核心寺院中，康熙御匾各有深意。塔院寺内悬有“景标清汉”与“金粟来仪”二匾，前者盛赞大白塔高耸入云、标举清霄的气势，后者点明寺内供奉佛舍利的神圣属性，与“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宝塔”的定位高度契合。显通寺作为五台山开山祖寺，康熙赐“绀园”“甘露津”二匾，以“绀园”代指佛国净土，以“甘露津”比喻佛法如甘霖润泽众生。殊像寺的“瑞相天然”匾，则是对寺中文殊菩萨真容造像的高度赞誉。

除核心大寺外，山间小寺也留有康熙墨宝。位于台怀镇东南的明月池（又名“观海寺”），殿内原悬康熙御笔“笑题明月池”木匾，笔意轻松灵动，与寺中“月池观影”的禅意相得益彰，是康熙巡幸途中即兴题留的佳作。五座台顶同样各有御匾：东台望海寺题“自在”，西台法雷寺题“莲井”，南台普济寺题“大方广室”，北台灵应寺题“五界神湫”，中台演教寺题“翠岩”。寥寥数字便精准概括了五台各自的景观特色与宗教内涵。

匾以载道

康熙皇帝在五台山留下的数十块牌匾，绝非简单的书法留迹，而是清代治统与佛教道统深度契合的文化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内涵。

从政治维度看，御赐匾额是皇权对佛教圣地的权威赋能。每一块匾额都代表着清廷对寺院的认可与扶持，将皇家权威嵌入五台山的宗教空间。通过大规模颁赐匾额，康熙确立了“皇权护持佛法、佛法服务王权”的秩序，让蒙藏民众在朝拜文殊道场的同时，感知到清王朝的统治力量，从而实现“因俗而治、润物无声”的治理效果。这种以文化认同巩固政治认同的策略，正是清代边疆治理的高明之处。

从文化维度看，康熙御匾是满汉文化融合的典范。康熙自幼研习儒家经典与汉地书法，书风端庄平和、中正典雅，既符合儒家“中和”的审美理想，也契合佛教“庄严”的宗教气质。匾额文辞大多取自汉传佛教经典与传统文脉，用词考究、意蕴深远，体现了清代帝王对汉文化的深度认同与娴熟运用。这些匾额与寺院的古建、彩塑、壁画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五台山完整的文化艺术体系。

从遗产价值看，康熙御匾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五台山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对其作为多民族宗教文化交流枢纽的历史价值肯定，而康熙时期留下的御笔牌匾与寺院营建，正是这一价值最直观的实物见证。它们不仅是珍贵的书法文物，更是研究清代民族宗教政策、宫廷书法艺术与五台山佛教发展史的第一手资料。

回望历史，康熙皇帝与五台山的交集，是一个大一统王朝经略边疆、整合文化的缩影。五十余块御笔牌匾，静静悬挂在五台山间的殿宇楼台之上，历经多年风雨，依然字迹清晰、光彩焕然。（王晟）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