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山园。梁兴国 摄

一

忻州，古称“秀容”，地处晋北腹地，北有雁门关，南接太原盆地，东北有五台山，西望黄河。这里既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的地方，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忻州历史上战争、迁徙不断发生，而纸帛文书往往难以久存，于是石刻便成为这一地区保存文化记忆的重要方式。

忻州的书法史，与其说书写在案头流传的法帖之中，不如说镌刻在山川之间的碑碣之上。这里的书法传统，并不完全依赖名家墨迹的传承，而更多通过碑刻、摩崖、经幢、墓志等金石遗存延续下来。石头成为文字的载体，也成为地方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

五台山作为中国佛教名山，自北魏以来便是北方佛教文化的重要中心。历代寺院中保存的经幢、碑记、摩崖题刻，既记录着宗教文化的发展，也留下了不同时代书法风貌的痕迹。唐代楷书的端严、宋代书风的沉静、明清碑刻的古朴，都可以在这些石刻遗存中找到踪迹。与此同时，散落在忻州城乡之间的墓志、碑记，虽然许多并非出自著名书家之手，却真实保留了民间书写的原貌。这些作品或许缺少名碑的光环，却更接近普通人的文化生活。

如果说名家法帖展现的是书法艺术的高度，那么地方碑刻呈现的则是一种文化生态。它们共同构成了忻州独特的书法场域：山川是背景，碑石是媒介，文字则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

在这一文化环境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韩岩村北的元好问墓园。如今其已不再只是纪念一位金代诗人的墓地，而成为一座集文学、历史与书法于一体的当代碑林空间。这里的每一块石碑，都在讲述着一方土地与一位文化巨人的关系。

二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山西秀容人，是金元之际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元好问以一介文士承担起保存文化记忆的责任。

关于元好问，流传最广的故事莫过于“雁丘”。少年时期，他赴并州参加科举考试，途中遇到捕雁者。捕雁者告诉他，自己捕获了一只大雁，另一只逃脱的大雁久久盘旋不去，最终撞地而死。元好问为之震动，随后写下《摸鱼儿·雁丘词》，其中有“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一名句流传八百余年，早已超越具体诗词文本，成为中国文学中关于爱情与生命情感的经典表达。然而，元好问真正值得后人敬重的，不仅是这一首词，更是在时代巨变中的文化担当。

金朝灭亡之后，元好问历经颠沛流离，后退居故里，开始搜集金代文献，整理亡国遗民的文学作品，编成《中州集》等重要著作。他保存的不只是诗文，更是一整个时代的精神记忆。后人称“朱门万户凄凉尽，惟有元家野史亭”，这不仅是对元好问个人的赞誉，也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一种概括——当一个时代消逝，总有人愿意用笔墨为它留下痕迹。

元好问逝世后，归葬韩岩村，墓地旧称“五花坟”。数百年来，凭吊者不断，修葺亦未停止。清乾隆时期，忻州地方官员汪本直主持修葺元墓，并留下“元墓”题额。清同治年间，知州戈济荣重修墓园，创建遗山祠。晚清民国年间，地方士绅再次修建野史亭，使这一文化遗址得以延续，五台籍名臣徐继畬题匾“野史亭”三字，更为其增添了一层文化意味。

徐继畬以《瀛寰志略》闻名，是晚清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学者之一。而这样一位关注天下大势的人，为一位金代遗民题写书斋名称，也形成了一种跨时代的文化呼应。无论面对怎样的时代变化，记录历史、保存文明始终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进入现代，元好问墓得到进一步保护。当地政府对墓园进行整体修缮，新建纪念馆、享堂、园门，并扩展碑林空间，“遗山墓园”一名由姚奠中先生题写。与此同时，中轴两侧逐渐形成碑林体系。东侧为元好问怀乡诗碑林，以诗写乡土；西侧则为陈巨锁先生章草书写的《论诗三十首》，将元好问文学思想转化为书法视觉。此后，全国书家继续参与《论诗三十首》续书工程，不同书体、不同风格汇聚于此，使遗山园逐渐由单纯墓园发展为综合性的文化空间。

三

碑林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地把文字放大、刻入石中。如果碑刻只是文字复制，那么它不过是一种固定化的展示方式。真正有价值的碑林，应当使文字内容、书法形式与文化精神形成互动。

遗山园碑林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实现了诗与书之间的相互印证，《论诗三十首》与章草结合，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诗歌作品，而是一组系统总结文学经验的诗论，诗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句话体现了他的文学理想：真正的艺术并不依靠外在装饰，而在于自然、真实与生命力。

章草形成于汉代，介于隶书与今草之间，其既保留了隶书波磔之美，又具有草书的流动变化。相比后世狂草的纵逸奔放，章草更多体现一种古朴、沉厚、含蓄的气质。它不追求表面的华丽，而强调笔墨本身的力量。因此，用章草书写《论诗三十首》，并非偶然选择，而是书写者对文本精神的一种回应。

陈巨锁先生多年研习汉简、魏碑，他的章草作品既有古法根基，又具有现代审美意识。以这样的书体表现元好问诗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跨越时间的对话，金代文学家的精神品格与当代书家的古雅笔墨在石面上重新相遇。

四

元好问虽然经历亡国之痛，但他的书写并不只是悲叹，还充满对故土山川的深情。“系舟南北暮云平，落日滹河一线明”，这些诗句中的山、水、夕阳并非抽象景物，而是忻州土地上的真实存在。

游客站在碑前阅读诗句，看到的不只是八百年前的文字，同时也是今日仍在眼前的山河。碑刻因此成为一种空间性的阅读方式：人在土地上读诗，诗又反过来诠释土地。之后全国书家续写《论诗三十首》，则使这一碑林具有另一层意义。同一文本，由不同书家以篆、隶、楷、行、草诸体表现，是对当代书法风格的集中展示。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是一条可以观看书法变化的长廊；对于学习书法者而言，则如同一部立体的当代书法教材。

遗山园碑林的价值重在文化传播与书法教育。它把一位诗人、一部诗论、一群当代书家与一方水土联系在了一起。若能借此让更多书法爱好者在临池之余，走进园中读一读碑、抄一抄诗，让笔下的点画与脚下的土地产生共鸣，其功效恐怕胜过许多堂课。人们来看的是字，读到的是诗。野史亭中那个孤灯抄录亡国实录的老人，与今日游人指点碑石时的谈笑，隔着八百年，在同一片松柏下相遇。石头沉默，而字还在说话。（高嘉璇）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