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黄河横贯华夏，孕育了绵延数千年的文明根脉。在黄河上中游的晋陕蒙交界地带，河曲县依河而立，自古便是黄河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这片土地不仅是尧舜禹上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更留存着大禹治水的千古遗迹，而代代相传的河曲河灯会，循着大禹的足迹而生，伴黄河流水而行，集祭祀、民俗、信仰、艺术于一体，成为镌刻在晋西北大地上的文化活化石。从远古治水史诗到当代民俗盛典，一盏盏摇曳的河灯，串联起华夏始祖精神、多元民俗文化与走西口家国情怀，见证着一方水土的岁月变迁，也承载着黄河儿女生生不息的文化追求。

一

溯源华夏文明，三皇五帝的传说早已融入民族血脉。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初的舞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一脉相承，在文明初曙之时书写下不朽史诗。大禹所处的时代，正是上古洪水肆虐的艰难岁月，学界考证，夏代始建于公元前2070年，彼时天下水患横行，江河泛滥，百姓流离失所。尧帝采纳四岳建议，委派鲧主持治水，鲧采用筑堤堵水之法，历时九年却始终未能根治水患。重任最终落到大禹肩上，他总结前人经验，摒弃单纯封堵的思路，以疏、浚、决、排为核心方略，因势利导疏通河道、分流积水。历经八年栉风沐雨、跋山涉水，大禹终平定滔天洪水，让天下重归安定。因其盖世功绩与崇高威望，舜帝禅位于禹，大禹成为部落联盟共主，并顺势建立起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夏朝，华夏文明自此迈入全新阶段。

山西被誉为“古中国”，是尧舜禹文化的核心腹地，史籍明确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上古帝王在此繁衍生息、建功立业。纵观大禹治水的地理范围，结合自然环境、古代生产力与部族势力分布综合研判，早期治水工程主要集中在晋、冀、豫三省及黄河支流沿岸，晋西北正是治水行动的起点。魏晋时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裴秀绘制《禹贡图》，特意在今河曲黄河河段标注“治水始此”，短短四字，为大禹治水始于河曲提供了重要地理佐证。自明代至清代，历代《河曲县志》均延续“禹迹”记载，层层史料相互印证，足以佐证河曲黄河段是大禹治水的始发地，更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源头与根脉之一。

大禹与炎黄二帝一样，是中华儿女共同尊崇的人文始祖。国内考古界对夏代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以文化因素分析考证，划定夏王朝存续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历经十四代十七位君王，国祚471年。公元前2070年，大禹于阳城建都，考古勘探证实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便是古阳城所在地，而河南二里头遗址为夏朝晚期都城。安邑、阳城同为大禹活动核心区域，治水、建都、理政的足迹横跨晋豫两地，晋西北作为治水开端，地理与历史逻辑高度契合。公元前1600年，商汤起兵灭夏，王朝更迭流转，但大禹治水安民、公而忘私的精神，跨越千年岁月，深深烙印在黄河两岸民众心中。

大河奔流不息，始祖精神代代相传。千百年来，黄河沿岸各地修建庙宇、举行祭祀活动，缅怀大禹功绩。放眼全国，两处祭禹文化地标南北呼应、各有特色：一处是浙江绍兴大禹陵，以官方公祭享誉海内外；另一处便是山西河曲河灯会，以浓郁民俗风情扎根民间。《中国文化杂说》明确记载“河曲河灯会是全国黄河灯会之最”，足以彰显其在黄河民俗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浙江绍兴是大禹陵寝所在地，大禹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浙江省、绍兴市两级政府联合举办公祭大禹陵大典，重启当代官方祭禹传统，此后典礼升格为国家文旅部门与地方联办，形成“北有黄帝陵，南有大禹陵”的国家级文化格局，公祭大禹陵典礼也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较于绍兴庄重盛大的官方公祭，河曲河灯会根植乡土、贴近民众，虽规制不同，却同为祭祀大禹的文化载体，南北两地遥相呼应，让大禹文化在大江南北薪火相传。

二

河曲河灯会的历史有据可考，最早记载见于明代方志。明弘治十三年，河曲知县李邦彦率领官吏百姓祭祀大禹、燃放河灯，这是河灯会明确的文字记录。而这场民俗盛事最为高光的时刻，源自帝王亲临。据《明史·武宗本纪》记载，明武宗巡查大同边防后西行，夜宿河曲楼子营，次日抵达灰沟营（今河曲县城），继而前往唐家会渡口祭祀河神与大禹，还特意召集善游之士观览黄河。帝王亲临祭禹，成为河曲河灯会历史上规格最高的祭祀活动。自此之后，明代规定四品官员每年赴河曲祭禹，清代延续州县联合祭祀的礼制，官民同祭、岁岁不绝。从皇家巡祀到民间传承，南北祭禹文化历经数朝发展，规格虽有差异，敬奉始祖、祈福平安的内核始终一致。

河曲之所以能成为河灯会传承发展的核心基地，与其独特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密不可分。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冲破晋陕大峡谷，行至河曲地段水势趋缓，形成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是黄河文化、边塞文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枢纽。早在三万五千年前，河套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历史底蕴远早于大禹时代。世居黄河之畔的河曲百姓，代代依靠黄河生存，黄河带来沃野与生机，也频发水患侵扰家园。因此，祭祀治水安澜的大禹、敬奉黄河河神，祈求风调雨顺、岁岁平安，成为当地民众最质朴的心愿，也为河灯会的诞生筑牢了民间根基。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四月十八日，钦差大臣翟銮率众在河曲唐家会渡口祭祀黄河神，留存下一篇传世祝文。祝文盛赞黄河聚天地灵气、分秦晋疆界，为百川之首、九州雄脉，秉持“先河后海、敬重源头”的古礼，祭拜河神，祈愿军旅平安、五谷丰登。这篇祝文，既是古人敬畏自然、尊崇黄河的真实写照，也完整记录了河曲祭祀民俗的传承脉络，是研究当地黄河祭祀文化的珍贵文献。

数千年时光里，河曲河灯会不断吸收融合各类文化元素，逐步形成如今“祭禹、祭祖、抚孤魂”三位一体的独特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河曲地处晋国边陲，山川祭祀被纳入国家礼制，河灯会雏形正式出现。上古礼制等级森严，天子祭天地神明，诸侯祭名山大川，平民百姓祭祀先祖与灶神。大禹作为治理黄河的先贤，被归入山川河神之列，官方祭禹仪式逐步固定，祭祀主题以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为主，河曲的黄河祭祀活动成为官方主导的礼仪活动。

秦汉之后，祭祀的精神内涵得以丰富。老子所著《道德经》构建起道家哲学体系，为民间祭祀赋予精神升华。

南北朝至唐代，佛教东传并深度融入民间民俗，进一步完善了河灯会的表现形式。南朝梁武帝创设盂兰盆斋，源自目连救母的佛教典故，核心是诵经礼佛、超度亡魂。民间将盂兰盆会与黄河祭祀相结合，演变出焚烧法船、漂放河灯的习俗。唐代放河灯习俗风行全国，历代沿袭不衰。不过佛教文化融入河曲河灯会时间较晚，清同治《河曲县志》记载，同治五年，当地城隍庙举办盂兰盆会，正式纳入河灯会流程，佛、道、儒三大文化自此深度交融。

在本土道教“三元说”影响下，河曲河灯会最终固定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举办。河曲民众选择此时举办灯会，一祭大禹感念治水恩德，二祭先祖缅怀血脉亲情，三抚孤魂寄托恻隐之心，三重寓意融为一体，构成河灯会独有的文化内核。

三

作为“走西口”的重要出发地，河曲河灯会镌刻着独特的乡愁记忆。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年至民国年间，无数河曲百姓为谋求生计背井离乡，踏上走西口之路。许多人远赴塞外后客死他乡、音讯全无。于是，超度客死在外的西口游子、寄托思乡念亲之情，成为民国时期河灯会最主要的内容。一盏盏河灯顺流而下，既是为逝者照亮归途，也是亲人遥寄思念，让这场民俗盛会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关怀与家国乡愁。

历经千年融合，河曲河灯会发展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大型民俗活动。儒家尊崇大禹公而忘私、勤政为民的高尚品格，将大禹精神奉为道德标杆；道家阴阳信仰、三元文化构筑起祭祀的精神体系；佛教普度众生的理念丰富了灯会形式。整场活动庄谐并济，祭禹大典上，各种仪式庄重肃穆；灯会市集里，人流涌动、商贸繁华、民众欢聚，热闹非凡。肃穆的祭祀与欢乐的市井相融，既饱含对先祖、逝者的缅怀，也满含对当下生活、未来光景的美好期盼。

综合梳理，河曲河灯会拥有三大鲜明特征。其一，地域群体性突出，作为晋陕蒙三省交界民众共同参与的民俗盛典，深深扎根于黄河文化沃土，是三省边民情感联结的重要纽带。其二，情感表达质朴真挚，以河灯为载体追思逝者、悼念先辈，将普通劳动者的悲欢情愫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三，文化融合度极高，有机整合禹文化、走西口移民文化，形成全国独树一帜的民俗形态。

时至今日，河曲河灯会依旧焕发活力，其历史价值、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愈发凸显。

从历史文化价值来看，河灯会是研究走西口移民史、晋西北民间信仰史、黄河民俗史的活标本。一盏河灯、一场祭祀，串联起上古治水、历代礼制、移民迁徙、民间信仰等多重历史信息，为地方史学、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与文献佐证。

从社会价值而言，河灯会跨越地域、民族、行业界限，让晋陕蒙黄河两岸群众欢聚一堂。常态化的民俗活动凝聚人心、联络情谊，增进三省毗邻地区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与情感交融，成为维护邻里和睦，促进区域交融的文化桥梁。

从艺术价值来讲，河灯制作是北方民间纸扎艺术的经典代表。河灯以纸船为基底，内置灯火，寓意为逝者照亮归途。匠人纯手工打造河灯，造型灵动多样、色彩明艳雅致，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传统纸扎、剪纸、彩绘等技艺依托河灯会代代传承，是民间手工艺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

放河灯并非我国独有民俗，如今在世界各地均有流传：日本盂兰盆会、柬埔寨送水节、泰国水灯节、印度排灯节、夏威夷水灯节，都有着漂放河灯的习俗。虽然各国赋予民俗不同的地域内涵，但祈福安康、缅怀逝者、传递美好心愿的核心高度一致，这也印证了人类文明共通的情感追求。结合考古与民俗溯源考证，放河灯习俗发源于中国，由华夏大地逐步传播至海外，是中华民俗文化走向世界的生动例证。

四

千年灯影流转，文脉薪火相传。河曲河灯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大禹治水的精神丰碑、黄河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走西口的家国乡愁。在新时代背景下，守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传承发展首先要提升文化站位，深挖精神内核。祭祀大禹，不只是追忆一位上古先贤，更是传承公而忘私、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大禹精神。河曲作为大禹治水始发地、黄河灯会核心传承地，要立足华夏文明根脉，重新审视河灯会的时代价值，将其打造为展示忻州文旅形象、传播黄河文化、弘扬始祖精神的重要窗口，持续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

其次要坚持系统性保护，夯实传承根基。一方面做好物质遗存保护，对西口古渡、禹王庙、护城楼、古祭祀场所等历史建筑、文物古迹进行修缮管护，守住河灯会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聚焦活态传承，重点扶持民间手艺人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系统整理河灯制作技艺、祭祀礼仪、民俗典故，建立完整的非遗档案。同时依托节庆平台，举办河灯制作大赛、技艺展演、民俗体验等活动，邀请晋陕蒙周边群众共同参与，扩大民俗影响力。

最后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文旅融合。以市场为导向，依托河灯技艺、大禹文化、走西口故事，开发系列文创产品、民俗体验项目，让传统民俗走出庙会、走进日常生活。将河灯会与黄河旅游、边塞旅游、乡村旅游深度结合，以民俗赋能文旅，以文旅反哺传承，让古老非遗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黄河汤汤，禹迹长存；灯影摇曳，文脉不息。河曲河灯会是镌刻在黄河岸畔的文明印记，是流淌在百姓心间的文化乡愁。从上古治水史诗到当代民俗盛会，从一盏小小的河灯到厚重的黄河文明，这份跨越数千年的文化遗产，连接着过去、当下与未来。愿我们以敬畏之心守护文脉，以创新之力延续精彩，让大禹精神光照大河上下，让河曲河灯岁岁长明，让黄河文化在忻州大地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刘喜才）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