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秉惠 摄

在晋陕峡谷东岸、旧时保德军治西南的韩家川河口，曾设有北宋控扼西北河防的官渡大堡津。此渡以河东寨沟村北的戍堡为核心，与河西府谷的渡口形成跨河联防，是宋廷针对西夏东渡构建的河防节点。如今随着山河移位，东岸堡城、码头、巡河兵铺尽数被黄河吞噬，地表再无完整遗存。其建置沿革、地理方位与兴废脉络，主要依据历代官修典籍及晋陕两地明清方志梳理。

大河襟塞，三国鼎立下的津渡崛起

大堡津的设置，根植于北宋特殊的边防格局。五代战乱之后，燕云十六州割让契丹，中原王朝失去北方天然屏障，晋西北黄河沿线沦为宋、辽、西夏三方对峙的阵地，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锋的缓冲地带。辽据燕云，掌控北方草原铁骑南下的通道；西夏割据河西，扼守黄河西岸河套、绥州谷地，常年袭扰河东沿边；北宋退守河东，依托黄河天险构筑河东路沿河防御体系，缘河设津、临河筑寨，以水系阻隔游牧骑兵。

《保德州志》载：“宋淳化四年（993）析宪州置定羌军。景德二年（1005年）改保德军，取民保于城……以控制夏人，属河东道。”《武经总要》亦载，保德军“北济河八里，接府州界，最为冲要”。

为扼守黄河天险，阻断敌寇渡河转运河西军粮，北宋咸平年间，朝廷于定羌军西南黄河岸边设大堡津，与沙谷津并列，是黄河东岸控扼秦晋的两大官方津渡之一。彼时保德直面西夏前线，黄河沿线津渡兼具商旅通行、军事戍守与物资转运等多重职能。而黄河西岸的麟、府、丰三州孤悬河外，与河东腹地无常年陆路相通，所有粮草、援军、军械、伤病转运，主要依托保德沙谷津、大堡津两大官渡。

《武经总要》中介绍了保德军沿河津隘体系：“保德军，淳化中析宪州地置定羌军……景德中改今名……河势南流至大堡津。津寨关六，大堡津据一川之口，在军西南四十里，去合河津七十里。”书中将大堡津列为保德军六处津隘之首。

所谓“一川之口”，即今韩家川与寨沟之间汇入黄河的狭长河谷。这条河谷可直通岢岚、岚州后方屯粮重地，隆冬黄河冰封时，也是西夏骑兵跨河袭扰河东的重要路径。朝廷因此采用堡渡合一的形制：河口高地夯筑戍堡囤积军械粮草，临河设置专用兵渡，管控所有过境舟船，“大堡津”之名即由此而来。

《宋史・地理志》载“（保德军）津二，大堡沙谷”，大堡津载入正史地理篇目，确立了其国家级河防节点的定位。庆历年间，宋夏战事频发，大堡津兵船昼夜往返，转运麟府、保德沿线粮草兵器。每至寒冬河面冰封，戍卒还要沿河岸分段巡防，凿冰断道，严防西夏部族踏冰东侵，渡口关卡严格盘查往来行人，严禁私渡通敌。

烽烟逐浪，千年津渡的盛极而衰

大堡津的兴衰，始终与黄河两岸的边防战事紧密绑定，起落随王朝边境格局更迭而变化。北宋咸平至庆历年间，是大堡津军事功能的全盛阶段。彼时党项李氏势力崛起，西夏骑兵常年袭扰黄河西岸，隆冬冰封时节常有渡河劫掠之举，辽朝则在北方对河东形成战略牵制。大堡津是控扼河谷的河防要津，宋军以此为渡河支点，数次西渡驰援府州、麟州守军；同时设关卡封禁私渡，管控河西蕃部越境往来，巡查辽夏信使踪迹。沿河堡寨、戍兵铺舍连片营建，军旅转运、戍卒商旅往来不绝，河岸边戍楼高耸，烽火相望，军政功能盛极一时。

庆历初年，丰州被西夏攻占，西夏全线压至黄河西岸。保德军大堡、沙谷二津成为支撑河外守军的核心补给枢纽，兼具后勤转运、前沿警戒、河道管控三重职能。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困太原，河东精锐悉数南调赴援，保德沿河守备空虚。西夏在此期间攻略河外诸寨，府州折家军的陆上补给线受阻，对河东的联络更依赖黄河津渡。此阶段二津的主动出击功能减弱，仅作为河西蕃汉百姓、溃散兵卒东渡避难的逃生渡口。太原陷落后，金军席卷河东州县，保德军失守，沙谷津、大堡津的河防堡寨、码头设施多毁于战火，北宋长久经营的河东黄河防御体系彻底瓦解。府州折氏孤守河外数年，于南宋建炎年间归附金朝。此时金、夏已结为同盟，大堡、沙谷二津不再承担宋夏对峙的边防功能，转为普通渡运津口。

天眷年间，金廷为防范河外折氏势力坐大，设计毒杀折可求。河西守备空虚，西夏顺势出兵袭取府州，捣毁折氏祖茔，占据黄河西岸全线河滩。自此金、夏两国大致以黄河为界，沙谷津、大堡津成为河东地区防御西夏东进的前沿要津。此后十余年间，河西府州全境被西夏占据，河东保德一带属金，二津一北一南构成保德黄河防线双支点。沙谷津北近军城，位置紧要；大堡津居南侧河谷口，管控南段河道。金又以塬上夯土堡控扼渡口，封锁南线渡河通道。

13世纪初，蒙古首次征夏，西夏向金求援，金廷未出兵施救，西夏遂转而攻金，双方战事绵延多年，主战场逐步转向陕西绥德、环庆一带。河东路保德、府谷沿线为西夏潜在的渡河袭扰要道，但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渡河战事，两处官渡的前线军事价值较北宋时期已大幅衰减。

元朝建立后，黄河不再作为政权边界，原边塞津隘的军事功能逐步消解，多数官办渡口转为民间商渡。大堡津因地处河谷深处、陆路交通不便，逐渐退出官方津渡序列。其堡寨、码头设施因无人修葺，经风雨侵蚀、黄河泛滥与泥沙淤积，日渐荒废湮没。明清两代，各类方志多保留大堡津的地名，但已无戍守、商旅等相关记录。

大堡津，这座存续数百年的边关古渡彻底沉寂，被黄土与河水层层掩埋，完成从边防雄津到无名荒滩的历史落幕。清康熙《保德州志》仅简单沿用旧说“大堡津，州西南四十里，宋置”，未附地貌、遗址相关记述，彼时古渡旧址已不被时人所熟知。

河变地迁，多重合力下的彻底湮灭

大堡津并非毁于战火，而是地缘格局、水文变迁、建制裁撤与人文衰落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其一，黄河水文长期变迁，河口地貌逐步重塑。宋金时期，晋陕峡谷保德段黄河主槽相对稳定，支流河口滩地开阔，适宜泊船筑渡。金元以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黄河含沙量逐步上升，峡谷沿岸黄土崖壁崩塌频发，河道走向偏移，大堡津所在地区的通航泊船条件恶化。明万历年间，保德境内发生特大洪灾：“大雨不已，至二十九日申时，河水泛溢，濒河庐产漂荡无余，悲号震野。”每年汛期，山洪裹挟泥沙汇入黄河，韩家川河口的原有地形不断被冲淤改造，大堡津“据一川之口”的地理区位优势不复存在。

其二，边防建制更迭，渡口功能消解。宋代大堡津以军事防御为核心职能，民间渡运、商贸往来仅为附属功能。元代全国统一后，朝廷不再沿黄河密集布设军津，官府停拨维护经费，堡墙、码头、营房逐年坍塌失修。黄河水运重心转移，上游的托克托河、包头，下游的碛口、吴堡等地先后成为商贸集散节点，保德峡谷段的水运中转地位旁落，境内仅存零星民间小渡，大堡津再无复兴根基。

其三，人居聚落衰减，交通功能弱化。宋代大堡津因戍守需求，在河口戍堡周边形成过小规模的军民聚居点；随着军事建制裁撤，聚居人口逐步向州城及取水便利、交通顺畅的村落迁移，渡口周边人烟渐稀。加之明清乡间官道改线，不再途经寨沟河谷，彻底切断渡口复苏的人文与交通条件。

其四，文献记载渐简，地名文脉湮没。宋代官修志书对大堡津的建制、方位、巡铺设置均有明确记载，之后历朝地方方志对其仅存地名与方位的简略著录，聚落、地貌、沿革等细节逐步失载。加之民间俗称更替，古渡名号被山沟、寨堡等俗名替代，相关历史记忆在乡土传承中日渐模糊。后世文献传抄多沿袭旧志条目，古渡的完整面貌难以通过传世文献完整还原。

地址辨疑，古今考据的众说与定论

清代以来，一些文史爱好者对大堡津的确切旧址多有讨论。综合官修史书、宋代兵书与清代方志记载，目前普遍认为，大堡津位于韩家川至寨沟间的河谷一带。难以精准定点的根源在于黄河长期冲刷、滩涂持续淤积，宋代原生河岸线早已深埋河床，地表无显性遗迹，今人只能通过古籍里程、古寨遗址与河谷地貌逆向考证。

《武经总要》记载，大堡津“据一川之口，在军西南四十里，去合河津七十里”，《天下郡国利病书》亦云“（保德州）西至韩家川河畔四十里，逾河由府谷大堡村至永兴堡共一百二十里”，《山西通志》又记“石堂水，州南四十里，由韩家川入黄河”。多重史料在方位、里程、地貌特征上相互契合，可锁定今保德县韩家川乡黄河东岸河谷，与宋代官方划定的大堡津核心范围基本吻合。而史料中关于晋陕两岸的记载，可证明清代府谷东南为大堡津西岸戍渡，与河东寨沟北堡梁隔水联防。元代该区域成为陕商渡河起点，后世村落定名“大堡”，大概位于今府谷碛塄园区高尧峁村一带。

宋代津渡普遍实行寨堡配套、戍守一体的建制，《山西通志》载“铲铲崚寨，西南五十里”，其里程、区位与大堡津相近，据此推断大堡津即“铲铲崚寨”的临河渡口。当地俗称“大堡圪旦”的临河山峁，可能是宋代戍堡的核心遗址。

一湾黄河水，千年古渡空。大堡津绝非一处普通的渡河口岸，而是宋、辽、西夏地缘博弈的实物印记，是河东边关百年烽烟的山河见证，遗憾的是最终消逝于山河变迁与岁月更迭之中。如今大河依旧东流，古渡沉于泥沙，史籍中寥寥数笔的记载，藏尽旧时边防的风云变幻；一座悄然消逝的黄河渡口，便是半部鲜活的黄河边关发展史。大堡津置于北宋咸平年间，元代大一统后逐步废弃，见证了宋夏边防对峙、秦晋两岸商贸往来，是黄河晋陕段不可忽视的边关古渡。它的消逝，一半归于黄河亘古不息的泥沙冲刷，一半归于古籍刊刻疏漏、数字化转录残缺导致的文脉断裂。（冯云）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