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覆灭后，蒙古贵族残余势力被迫退居长城以北，但仍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他们屡次派兵南下侵扰明朝边境，对北方防务构成威胁。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强化北方安全与军事布防，便将都城由应天（今江苏南京）迁至北京。成祖在位期间，曾多次亲率大军出塞北征，成功击退蒙古军的进犯，暂时保障了边境安宁。然而双方冲突并未彻底平息，战事时有发生，北方边境民户被迫流离失所。

忻州地处边防关键地带，受蒙古军袭扰更为频繁。光绪《忻州直隶州志》载：“明正统间，也先入内，转掠至忻，经猫寨，为石巨常射退四十七骑，乃引去。嘉靖间，套骑数入内地，不能遍考。其可知者二十二年与三十四年耳，蹂躏亦不待言矣。”《忻县志》载：“嘉靖二十八年，周梦采任知州，时迁驻河套的蒙古骑兵屡犯边境，鉴于州城城郭残破难以抵御，遂征集民夫三千人，将城墙加高培厚，并增设敌台。嘉靖三十四年，河套蒙古骑兵再次袭扰忻州，肆意掳掠，蒙古首领吉囊率骑兵经忻州云内口进犯太原。嘉靖三十九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由宁武、宁化入境，在忻口以西一带疯狂掳掠，庐舍尽毁，随后直抵州城，过赤塘关，径达太原侵扰。”

由上述记载可知，忻州地处明王朝北方边防要冲，是京都的战略屏障与前沿阵地，故有“三关总要，晋北锁钥”之称。然而，由于耕地稀缺、人口稀疏，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粗放、粮食产量低下，即便植被广阔、野生动物繁多，也因战乱频仍、防务薄弱，导致常年民不聊生。正如清乾隆年间忻州知州窦容邃所言：“自嘉靖辛丑，北虏犯太原诸处，边警日增，羽檄旁午，置邮四布，驰传者多所需，民甚苦之。流离日甚，十室九空。忻崞居民落落，不啻晨星。”张尧行正是任职于这一严峻时期，身负朝廷重任，他当仁不让扛起了守土安邦之责。

关于张尧行的突出政绩，《重修州城记》中有详细记载：“忻州于古为阳曲，外控云谷，内蔽全省，最称要害。而地势平旷，无河山为之关阂。虏阑入，凭城为守，城仅筑土为之，易于溃坏。至嘉靖之季，虏无岁不内讧，忻父老子弟时苦蹂躏，萧然不支矣。”文章交代了忻州地理位置的险要和巩固提升防务部署的战略意义。文又云：“屡欲甓以砖石，而蒿目疮痍之民，不任吏役，又官无见缗，议辄寝。比和虏后，益复因循二十余年，郊无垒，州无城，城无守御之备，垝垣敝甲以待市而不虞其变。”这段又指出了修城的迫切性。审慎考量后，张尧行联合督府、军府的王公一同拟定奏疏，上报朝廷请求修城，奏疏获批后，忻州修城事宜正式定案。亦载：“万历丙申，巡抚中丞魏公行部至忻，慨然太息，亟令主者揣厚薄、度崇卑、量经费，凡既具矣，与督府王公合疏以闻，报可。”

文又云：“则先斥酒税数千金为经费，而部使者、治兵俊者暨郡守以下，各搜其赎锾。若大盈库粮银佐之。力因戌卒，食因月饷，费出自公，物给以直，上不烦科征，下不虞赔累。”这段文字明确了修城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先动用每年应征缴的酒税作为核心经费；其二，各部贤能官员、治军官员及郡守以下各级官吏，需将罪犯以钱财赎免罪行或抵消过失所缴的银两尽数上缴，不得遗漏；其三，由大盈库拨付粮款予以辅助，这笔款项既用于解决戍边士兵的口粮供应，也涵盖士兵月饷等开支。通过这一系列筹措方式，实现了自上而下不向民间额外摊派征税的目标，既保障了修城的资金需求，又让百姓无需增加赔本亏累的负担。政府为百姓所想，减百姓所负，不言而喻。

修城工程竣工后，《重修州城记》特意记述了两位核心主事者——署理宁武道事务的参将白易居与忻州知州张尧行，这一重大工程亦被载入《国史》。文曰：“经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四月，讫工于二十六年十月。城高四丈二尺，石基八尺，周二千一百九十丈，楼橹睅晲，靡弗壮丽。役兵壮三千人，靡金钱二万六千七百有奇。工竣，署宁武道事参白易君，忻守张子具始末请纪其事。”参与工程的相关人员分工明确，依例均得署名：专理者为太原府同知贾一敬、岚县添注典史赵梦麟；分理者为忻州判官邱允升、清源县县丞曹汝宏；总理者为太原府知府赵彦、周涛，及忻州知州张尧行。

关于张尧行，光绪《忻州直隶州志》载：“张尧行，宜川人，贡生。二十二年由静乐知县升任。端毅不回，严明有执。自胥吏逮，众庶皆畏若神明。欺诈不攻，自破包城一节，严督精核，日夕不少倦。及告成，几呕血。”

又载：“万历二十四年，巡抚魏公允贞捐锞金已甃砖石，檄委太原同知贾一敬、知州张尧行董其事。经始于四月，讫工于二十六年十月。砖厚七重，石基八尺，高四丈二尺，周二千一百九十丈有奇，隍三重，深二丈，阔丈余。四门，东迎晖更名永丰，南康阜更名景贤，西留映更名新兴，北镇远更名拱辰。宗伯余继登记。”（张明远）

图为忻州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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