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忻州·文物保护篇见第三版）

“佛光寺的保护走到今天，最大的收获，或许不是挪了几座塔，甚至不是立了一部法，而是让人重新看见——在中国，一座建筑为何会在那里。”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副院长王军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采访时，说出了这段引人深思的话。

在中国，一座建筑为何会在那里？是反思，亦是追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佛光寺，中国古建第一瑰宝，自1937年被梁思成、林徽因发现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关于保护的探索。从1961年，佛光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2009年，佛光寺作为五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五台山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2017年，佛光寺东大殿保护研究计划启动，到2025年《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出台，一系列保护实践，不仅蕴含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时代跃升，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生动践行。

抢救——战火中的惊世发现

回溯，1937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日寇的入侵让中华大地上的古老建筑也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境地，一群学者展开了一场与战火和时间赛跑的文明抢救。

1937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的梁思成、林徽因与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踏上了五台县豆村镇佛光山的山路。此前数年，日本建筑史家关野贞断言：“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要研究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的奈良。”这一论断深深刺痛了中国建筑学者。为此，从1932年起，梁思成、林徽因就和他们的同伴们踏上了寻访古建、保护文物的漫漫征程。此次踏足五台，是依据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大佛光之寺”的线索而踏上的寻访之路。

也正是这一次寻访，让藏身于深山之中的唐代古建——佛光寺东大殿“横空出世”。

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于公元857年重建，距梁思成一行发现时已过去整整1080年。梁思成一行在发现佛光寺是唐构之后，还展开了一系列“抢救性”工作。林徽因测量，莫宗江绘图，梁思成则进行测绘、拍照，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对佛光寺的整个建筑群及其附属遗存做了详尽的考察和记录。此外，梁思成及时致信当地政府，详细陈述佛光寺的重要性，要求尽快实施永久保护办法。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是这一天，位于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接到了梁思成发回的电报：中国首次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

民族存亡之际，一座唐代木构建筑的出现，不仅成为中华历史文明延续的象征，更打破了日本学者的狂妄断言。当时手绘的测稿与照片极为珍贵，为保护这些珍贵的资料，梁思成躲避战火、几经辗转，7年之后才在四川李庄写就《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及续文。“当时访求名胜所经的，都是来日敌寇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文中的一段讲述是梁思成对这座唐代木建命运在心底生出的一丝“惴惧忧惶”，也足以证明那次关于佛光寺抢救的伟大与珍贵。

1961年，佛光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五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光寺与五台山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被遗忘于深山的千年古刹，终于从历史的边缘走向世界关注的焦点，梁思成、林徽因那份“惴惧忧惶”也终于得以平复。

守护——从被动修缮到主动预防

“佛光寺作为中国古建的第一国宝，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红线，不能让它有一点闪失。”每天清晨，胡俊英的第一件事，便是沿着佛光寺里里外外转上一圈。这是他到佛光寺工作的第八个年头。身为山西唐代木构建筑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所长，八年来，他带着一群年轻人终日守护于此，巡查、监测、清洁、记录，日复一日。“我们这儿的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是售票员、讲解员、勤杂员，又是消防员。但说到底，就一个职责，就是守护好佛光寺这个国宝。”

其实，关于佛光寺的保护自被梁思成等学者发现起就没有停止过。一座千年木构的命运，从偶然的幸存成为必然的守护，一代人接一代人。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定期对东大殿瓦顶进行勾抿除草等维护，也实施了诸如土崖加固、排水疏导等环境整治项目。因此，虽然未曾经历过大修，但这座矗立千年的木建至今依然基本健康。

在2017年，佛光寺曾遭遇严峻的挑战。那年夏天，五台山地区连日下暴雨，东大殿屋顶出现严重渗漏，情况危急。佛光寺保护利用所的范永伟在巡查中敏锐地发现了险情。“当时根本来不及多想。”他回忆道，“第一时间，我就和几个同事冲了上去，在深夜的大风中爬上大殿屋顶，用防雨布进行了紧急覆盖，并及时上报。”后来，国家文物局工作组迅速赶到现场，及时完成应急抢险。

漏雨止住了，但那次惊险的经历却让所有人意识到，一座一千多年的木质建筑，已经禁不起“出了问题再修”的被动逻辑。

2017年11月，“佛光寺东大殿保护研讨会”在太原召开，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成的“佛光寺保护工作组”，初步制定了一个为期约十年的保护研究工作计划以及保护方案，其中涵盖了规划修编、环境整治、持续修缮、安全防护、数字化展示、灾害治理等八大方面。从那时起，佛光寺的保护渐渐从“被动修缮”转向“主动预防”。

数字化的保护与监测，对于避免脆弱的文物和建筑遭受损害也至关重要。2005年，山西省文物局便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合作，提升了寺庙数据采集的精度。2019年，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携手浙江大学，借助先进影像技术和数据算法处理，构建出佛光寺高清三维色彩模型。2024年，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和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签署合作备忘录，拟通过数据整合、VR沉浸式体验、多媒体展览等手段，对佛光寺的建筑、彩塑、壁画等元素进行多维度的数字化艺术展示。

如今，在佛光寺监控指挥中心，大屏上各点位画面和数据实时呈现。胡俊英介绍说：“佛光寺还安装了环境监测系统，用于追踪温度、湿度、结构稳定性等环境因素的变化。传感器与数据分析工具实时更新寺院状况，以便对潜在安全隐患迅速进行预警。”

科技赋能的同时，人力的守护也在加强。2024年5月，“佛光寺、南禅寺安消防中队”正式挂牌成立，打通了基层安消防的“最后一公里”，一个“人防、物防、技防、群防”四位一体的防范体系正为这座千年古建织就更为牢固的安全网。

2024年6月10日，林徽因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在佛光寺举办。距离他们发现佛光寺，已过去80多年。此时，关于佛光寺珍贵资料的收集与保护早已不必再攀梁架、登拱顶，也无需手绘测稿、逐寸描摹，但那份事关佛光寺的守护从未改变。

立法——从“守点”到“护面”的立体守护

2025年5月，《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佛光寺的保护赋予了全新定义。

比起条例的出台实施，法规的具体规定更为引人瞩目。在这部6章32条、4000余字的法规中，除文物古迹、文化艺术遗存、精神文化等传统文化元素外，还将自然山水、空间格局、景观视域、文化线路、历史聚落等一并纳入保护范畴。由此，佛光寺的法定保护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是本体保护区的125倍。该条例也被视为中国首部为单处文物量身定制的文化景观保护法规。

“文化景观与文物的本体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力争用最严的保护来维持佛光寺文化景观的延续性。”忻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贾建军给出了法规出台背后的考量。

“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过去对佛光寺的关注集中在建筑技艺和文化艺术上，对它如何选址营建关注较少。但这座寺院的伟大之处，除了建筑本身，还有它和周围山水的关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副院长王军则从专业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立法的深意。

事实上，在该条例正式施行之前，五台县人民法院在司法层面已对佛光寺保护进行过探索。2024年8月，五台县人民法院在佛光寺发布《司法保护令》，聚焦文物安全明确提出禁止保护范围内的违法建设、违规施工以及危及文物本体安全、破坏景观风貌的活动等“六个禁止”，以司法刚性为佛光寺保护提前筑起一道法治屏障，是全省首例针对文物古建筑制发的《司法保护令》。

从《司法保护令》到《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一令一法，形制不同，却都将佛光寺的保护指向了从“守物”到“守境”的变化。然而，法的出台只是起点，如何让法真正“立得住、管得住”才是关键。

考验来得比预想中更快。2025年9月，条例施行仅四个月，佛光寺西南方向的山脊线上，4座输电铁塔拔地而起。站在东大殿月台上向西眺望，铁塔赫然嵌入远方山峦之上的天际线。那是500千伏忻州北—阳泉电网线路工程的一部分，工程已于2024年4月立项，组塔作业于2025年7月底启动。

面对这一状况，如何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成为检验这部新规效力的试金石。改变涉及省、市、县三级政府以及电网、交通、文物等多个部门，18次专题推进会过后，一个艰难的共识达成：4条线路全部迁改至保护范围之外。国家电网忻州供电公司建设部范佳介绍：“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全部核查完，最后经过专家组认定，4条线路立即开始了迁改工作，同时也在保证安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增加了5倍施工人员，24小时作业，全力推进工程进度。提前半个月的时间，保障了雄忻高铁的试车送电需求。”

其实，关于文化景观视域这一保护理念，在《条例》出台之前，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中就已进行过实践。2022年，我市启动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原规划方案中，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四车道拟从佛光寺环境协调区、东大殿正对面的朝山下部山体穿过，恰好处于东大殿平台的可见范围。虽然文物保护法当时并未对环境协调区作出明确规定，但忻州市交通运输局主动将涉及区域纳入文物影响评估，经山西省文物局审核后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此后，经相关部门组织交通运输、文物等行业专家反复论证，最终决定采用绕行方案，线路从朝山最高处山脊线西侧通过。为此，高速公路多绕行了7.681公里，工程造价增加约9.5亿元。

法之所在，界线所在。法规的实施让重点工程为千年古寺“迁改”“绕弯”，也让当地文物保护部门面临从“守点”到“护面”的全新考验。

条例施行后，五台县迅速构建起全方位管控体系。机制运作上，县文旅局与县人民检察院建立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县政府牵头建立文物安全联席会议机制，并编制了《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应急预案》。空间管控上，巡查范围从原有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大幅外扩至四周山脊线围合的84平方公里整体景观区域，确立了“在佛光寺不可见”的刚性管控底线。五台县文旅局每周两次沿G239国道重点路段开展巡查，并配备无人机采集影像数据；佛光寺保护利用所在A区、B区共设立8个观测点，确保视域内景观的原真性与完整性。豆村镇政府则将日常巡查延伸至辖区建设活动，网格员和护林员每周至少巡查一次，重点时段频次加密。

五台县文旅局局长李玲说：“现在，我们对可能进入重要景观视域、影响历史环境的建设项目，依法开展核查和专业论证，严禁任何形式的破坏地形地貌及视域景观的建设行为。”

今年8月1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志愿者倡议支持的佛光寺志愿营正式开营，1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志愿者以“唤醒·敬畏”为主题，在佛光寺进行了10天的志愿服务。每一个日暮时分，他们站在东大殿平台极目远眺时，看见的正是梁思成笔下“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的盛景。

大唐风华，一眼千年。

千年的佛光，或许从来不只凝固于榫卯相衔的木构里，是烽火连天时，一代学人穿越硝烟托起的文化脊梁；是岁序更替间，无数守护者在晨昏寒暑中的坚守；更是在新时代被良法善治所悉心呵护的文明守望。

此刻，佛光寺安然如初，连同它的山水、它的空间、它的视线，在等待着每一个奔赴它的人，也等待着它的下一个千年！（记者 郝永峰）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