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每当我们读到这首经典诗句时，一定会想起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元好问，而想起元好问时，我们也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在元好问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降大任先生。

降大任，忻州人，1943年出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特聘专家、中国元好问学会顾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学首席专家、《晋阳学刊》原主编、山西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在我们见到降大任先生的时候，降老先生依然是那么风趣幽默：“虽然起了个降大任，其实我也没什么，很平凡，就这么叫吧，我一直也没改，这个名字有点儿特殊性，好记。”“因为他妈妈叫邹兴志，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生他的时候，必先苦她，所以给他取名叫降大任。”降大任先生的夫人张秋怀当初听降大任的父亲讲过降老先生名字的由来，这时也给我们讲起。

忻州古称“秀容”，简称“忻”，别称“欣”，素有“晋北锁钥”之称，为山西省地级市。无论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九塞尊崇第一关”的雁门关、还是“摔跤之乡”、“中国八音之乡”、“民间艺术之乡”等，这些家乡的名片让降先生骄傲，虽然他随在外工作的父母出生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六岁回到太原，但家里人始终乡音未改，忻州已经在他心中充满亲情。

降大任先生时刻谨记自己是忻州人。1962年，19岁的他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在学校里，他饱读了大量文史书籍、名家著述，为今后文史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7年，24岁的降大任大学毕业，次年，分配在原忻县工交局工作，那时候的他文艺气息就在身上得以体现。《普天同唱国际歌》是他的处女作，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此诗一出，便得到了诗歌界的一致好评，也让年轻的降大任激情飞扬。

喜欢文学、哲学、诗歌、历史的降大任尽情展现才华的时候来了。1975年，33岁的他调入山西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紧接着，1977年调入西藏日报社同样任编辑，这段经历，无疑为他提供了更好的绽放平台。作为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降大任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既然自己的专业是历史，那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要研究历史。

1979年，经过多少个昼夜，降大任的第一篇学术论证《关于杨业晚节的一个疑点》在《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随后几年中，一直在论著中耕耘的降大任创作不断，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美学、文化学、哲学、伦理学……他逐渐发表了大量作品。1980年，年仅37岁的他已经成为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晋阳学刊》的编辑。

早在降大任还没到社科院以前，他就一直就想找个选题研究，出于对忻州的感情，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忻州的名人元好问。元好问是金元时期的诗人，降大任曾读过他的许多诗。降大任很好奇，元好问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上反响不大，因此，他决定要对元好问进行研究。

要把一个在学术界饱受争议的论题再次摆上案头研究谈何容易，但下定决心就要坚持到底的降大任不畏艰辛，埋头钻研。他从元好问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诗歌成就和整个历史上的贡献，从点到面，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分析评价元好问一生的活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降大任对元好问的生平和历史轨迹进行研究时，这句话就启示了他，是啊，要想了解元好问，元好问一生交往过哪些人，怎么从元好问留下的文献材料里了解元好问和哪些人有来往，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什么性质，他们的活动是什么性质，他们和元好问之间是什么交流，对元好问有什么影响，元好问的思想又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带着各种疑问，降大任开始艰难地考证。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以后，在降大任的辛苦耕耘下，元好问研究的重要著作《元遗山新论》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仅如此，已经在社科院任职的降大任在《晋阳学刊》开辟了《元好问与金元文化研究》专栏，这一举动，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两年以来，以山西为主，国内学术界研究元遗山及金元文化已蔚然成风，成果可观。1985年9月，忻州市召开全国元遗山研究学术会议，这次会议，降大任当选为元好问研究会的副会长，此时，降大任更加觉得任重道远，他决心要发掘本地的文化资源，让忻州人民知道有元好问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并为之自豪。

“作者在全面把握金元时期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对元好问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确立了元好问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著名金代文学研究专家周惠泉

“降文旁搜远引，考证遗册交游人物469人，交往僧道59人，亲属30人，总篇幅超过20万字，能补充前人之不足，相当于一本人物索引，对研究遗山及金末元初文化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胡传志

“降大任同志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元好问的生平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从而突破了封建的正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畛域，力驳成说，对元好问的气节作出了恰如其分的估价”。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李凭

在降大任进一步对元好问进行研究时，全国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年，《晋阳学刊》降大任关于元好问的论著见诸文字后，忻州师院的学刊同样开辟了元好问研究的专栏，这为有识之士研究山西的本土文化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降先生书里面说到了元好问气节的问题，写了好几篇，考证也是非常扎实，我们看这本书就是作为一本经典来看的，做学问就是要像降先生这样来做，而不是一概而论，每一点上他都有自己的考证，大量的资料论证，有理有据，看了他的书以后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为元好问学会秘书长的张静这样评价降大任。

随着资料的积累，文献的丰富，1997年降大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著已达70余篇，《咏史诗注析》、《晋国史研究综述》、《美与艺术》、《傅山的乡梓情缘》、《黄河古诗词》、《神秘之术》等专著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降大任也因此被推选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学海无涯，在降大任先生继续著书的同时，他在学术研究上又有了新的方向：“我看到关于山西历史文化的书也不少，大多是大部头的著作，我就想写一本《山西史纲》。”有想法，就付诸行动，在降大任辛勤笔耕下，凝聚着降大任心血的《山西史纲》正式与读者见面，这本删繁就简、提纲挈领的精要之作，共有183个小节，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从原始社会时期、宗法社会时期、帝制社会时期、民国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山西的历史文化，理清了影响山西历史文化发展的重大脉络。2004年，《山西史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经再三斟酌、全面修订、拾遗补缺、校勘纠误，由三晋出版社推出此增订本。

“我涉猎的学术圈子挺多，文史哲都有，比如说美学，这方面我还写过美音艺术，气功热的时候，我还写过中国的武术文化，就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自己的兴趣转化，选择好的选题，自己下功夫，只要下功夫，就会有收获。”

在被降大任称为勺斋的书房里，他共写作发表论文、通讯、小说、随笔200余篇。他默默整理出《勺斋论札》，这是他30余年来所写文艺评论文章的选集，共包括80篇学术论文、学术短章和随笔。该论文集分为六辑：文化、道德论札、哲学、史学论札、儒学评价论札、人物述评论札、美术文艺论札、随笔短章论札。这本文集所论内容紧扣古典文学、山西地方文化中的问题，以小见大，阐释他的学术和艺术见解。

博古通今而又才学渊博的降大任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同时也获得众多荣誉，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2017年，他增订的《元遗山新论》更名为《元遗山论》，由三晋出版社出版。

降大任是忻州走出去的文史大家，他的《山西史纲》、《勺斋论札》和《元遗山论》无疑会在山西学术史上留下印记。降大任，一个自信、乐观、风趣、幽默的文化学者，在对文化事业的追求当中，始终把对家乡的热爱付诸笔端，他说，他希望忻州能够敢为天下先，像元好问一样，走出桎棝，奔向更远的地方。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