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从赤脚医生到村小学代教，再到村党支部书记，以及兼任村主任，每一次身份的变化，在乡亲们看来，她是“唯一”的选择；在桂珍看来，抑或是父辈的嘱托、自我的抉择和乡亲们的举荐交织在一起所致。她说，“医有医德，师有师尊，党有党性”。

1977年，村里急需选派培训一名医生，村干部们想选派有文化的刘桂珍去。可刚刚高中毕业的桂珍，原打算在求学的路上能走得更远一些——考大学。面对村里的决定、村民的期盼，她选择了同意。

第二年，她报名参加了“代县五七大学枣林卫生班第三期”培训并毕业。在初步掌握了打针、输液、理疗等基本技能后，刘桂珍加入了赤脚医生行列。之后，在军地共建活动中，她跟随第四军医大学科班出身的驻代某部卫生所所长曹建峰专修了两年针灸科目，完成了相对系统和专业的医护医技培训，行医水平及诊治技能有了很大的提高。长年累月的医诊实践，使她成为以段家湾为中心兼顾周边王家会村、偏桥村、陆高村、岗上村、宋王寺村、埠歌坪村、武强村、讲堂村等方圆十里的“名医”，直接服务乡村人口上千人。期间，除过步行，她骑坏了一辆自行车，更换了两辆电动车。这就是一个赤脚医生的写照。

2010年腊月的一天，石家湾村的一位术后在家康复治疗的癌症患者需要输液打针，她抽时间上门服务，几次路过家门都没有回家，甚至有时天太晚了就在患者家过一晚第二天再回家。临年逢节了，丈夫和孩子们心里多少有点想不通。她说，“赤脚医生，最大的好处就是随叫随到。都乡里乡亲的，今天这家你不能去、明天那家你不能到，以后乡亲们还怎么信任你这个医生呢？”

30多年来，不管是段家湾村还是其他的十里八村的乡亲，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路途遥远，只要病人有需要，她随叫随到。已经四五年了，体弱的王家会村民李狗小因儿女不在身边，刘桂珍坚持每年为他输两次两疗程的液体。有时因上课实在走不开，就利用课余时间把病人约到她的办公室进行。也只有这样，她才能上课与看病两不误。

特别是2007年，地处偏远的武强村村民陈智良得了一场重病，光在县城住院就花去3万多元，一家人感觉像天塌了似的。然而到出院时才知道桂珍早前已帮着办理了新农合医保，住院费直接报销了1万多元。正是缘于此，新农合在段家湾村及偏远农村推广率达到90%以上。她总是想方设法把党的好政策及时地传导于民，让百姓群众受益。

自打赤脚行医以来，刘桂珍从未收过乡亲们一分一文的出诊费、注射费。至今，仍有不少进了城的村民或是外嫁了的姑娘，每年总会返回老家几次找她进行免费的针灸或是理疗，桂珍一如既往耐心热情地为他（她）们诊治。为了进一步推广新农合，刘桂珍至今还为14名村民垫付着医保费用2100元。一些朋友或是长辈见了面，有时也会说“桂珍，别傻了。当今社会，哪还有你这样的人呢”。她总是淡淡地一笑，“谁想说说去吧，咱个农村人，也没有那挣钱发财的命。能帮人积个善，心里就知足了”。

与当赤脚医生过程相似，在平凡而朴实的农村生活中，没过几年，刘桂珍又被“举荐”为村小学代教。若干年后，日益成熟的刘桂珍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后来还兼任了村主任。

父亲在世时，桂珍常常自信并略显执拗地说“俺可比你多个村主任的‘官衔’呢”，然后父女俩会心一笑。

一身四任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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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码播放机组织老党员收听“两学一做”音频资料。本报记者 郭健 摄

共产党员与梦同行，将是人生路上最耀眼的航标，最忠诚的伙伴，最强大的动力。

山村贫穷落后，生活条件艰苦，城里的教师谁都不愿意到村小学来。要不就是呆不了几天就走了。有段时间，15个小学生都停课了。村民们担心，外面的老师不想来，那娃娃们就要成文盲了，村干部们也很着急。1988年，村委会给桂珍做工作说，“你看咱这也没有别人了，就暂时给学生代代课，等分配来新的老师，你就不用了”。

“去教书，我从来就没想过”，桂珍说，谁愿意整天和那些流着鼻涕的娃娃们打交道呢？当时，父亲是村支部书记，到最后无奈地以一种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给代一段时间课，不然的话，村学校就要倒塌了，以后咱村的娃娃们可就苦了”。

面对父亲坚定的态度和严厉的眼神，桂珍虽然有点不情愿，最终还是答应了。一年、两年…至今20多年过去了，也没有等来正式的老师。原本还期望有机会外出进修学习，进一步提高专业医卫技能，因为这个等不到的“老师”都耽搁了。

1996年，村里为了吸引老师，改建了4间校舍，改建期间，学校得暂时停课。要停课，娃娃们可怎么办？盖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桂珍就把15个学生带到自己家里，课桌凳搬不进去，就把家里的饭桌、床、缝纫机当桌子；没黑板，自己做了一块简易黑板。就这样坚持讲完一个学期的课程。新学期开始了，新校舍也盖起来了，可新老师仍然没有来，她就一直以代教的身份，教着这些学生。她说，时间一长，渐渐地自己爱上了教书这一行当，时至今日，一直尽职尽责地坚守着三尺讲台。不过，2006年，因为学生太少，段家湾村的学校被合并到邻村王家会村。从此从段家湾到王家会村这一段5里地的山路她日复一日地又走了十来年。

桂珍说教书很累，可每每想起放学临别时孩子们那一句句，“老师，您慢些儿走……”，就感到心里暖暖的，似乎浑身所有的乏累一下子全没了。

“当个好老师是一份责任”，桂珍说，如今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成了撂不脱也不忍撂下的责任，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下来。她说有时自己也很欣慰，见证了山里娃不屈不挠的求知求学经历和山村教育发展的所有历程，也赢得了乡亲们更多的尊重。不大的一个村子，可以说二三十岁以下的年青人，几乎都是我的学生。其中有两个还考上了大专院校，也圆了我的大学梦。

多年来，一身四任。如何把这几个身份的事都办好，是件难事，又无捷径可走。有时甚至让她感到有点纠结。比如，最开始当赤脚医生，常常风里来雨里去，从这一山到那一沟，东家进西家出，虽说身很累，但还是一心一用。但自当了老师，尽管当时还只是个“代”，但三尺讲台的神圣感，令她容不得一点马虎，容不得些许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