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 山西文学》 主编 、《 天下农人》作者鲁顺民

记者： 张 森 王潇阳

农村问题，自古有之，由此衍生而出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其中，既有以李绅、白居易为代表的传统悯农诗词，又有以鲁迅为首的批判文章，这些文章诗词，足以使人伤悲，亦可发人深省，但其指点批评往往居高视下，农民所想所愿之处，他们并不重用笔墨。8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站在平视角度观察思考、运用科学方法记录总结的新型写作方式，受到了读者的认可与好评，鲁顺民所著《天下农人》可作为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品。

鲁顺民，忻州市河曲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山西文学》主编。几十年来，他深入农村，以脚步作丈量，凭科学找规律，借历史相印证，用诙谐又深沉的文字描绘了一幅鲜活而厚重的农村画卷。2015年，鲁顺民的散文集《天下农人》出版，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并于2016年6月获得冰心散文集奖。

6月26日，鲁顺民作客山西省图书馆文源讲坛，作了题为“山西农村，现代与传统的拉锯”的讲座。他从炎黄时期谈起，鞭辟入里地讲解山西农业的历史进程；他以黑峪口为例，入木三分地揭露农村凋敝的原因；他从户口制度切入，刻画入微地分析当今农民的现实问题，鲁顺民将其观察与思考与观众分享交流，再次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与讨论。针对鲁顺民对于三农问题的深刻见解以及在文学创作中的独到之处，我们对其进行了专访。

讲座现场

本报记者：您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执著地研究农村及农民问题？

鲁顺民：山西省是一个文学大省，过去一直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大本营，从赵树理到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他们的“山药蛋派”开始，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再到后来所谓的第三次浪潮，农村题材小说一直是山西文学的重要构成，或者是主要构成。

关注农村，书写农民，几乎是每一个山西作家都无法绕开的一个情结，它是一个优势，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局限。应该看到，一茬一茬作家在处理题材和表现对象的时候，眼光是不一样的，所要传达的思想与主题也不尽相同，这也是山西文学能够在全国的文学格局中独树一帜而又异彩纷呈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一方面，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人，农村是自己成长的背景，无论你走多远，都无法走出乡村关注你的目光。这是一个人命运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我做农民与农村调查，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的农民问题，远不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所以，做农村与农民调查的时候，有意将时空拉得更长，有意将现实的农村与过往的历史交相映证，这样，获得的信息已迥异于过去作家呈现乡村景观。好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同，直到《天下农人》出版之后，大家都很惊异。

其实，这本书是2000年以来做的一个乡村调整笔记、札记和随笔性文学。单篇出笼，貌似应景文字，一旦集中，就有了它的模样。

本报记者：您认为当下我们农村最短缺的是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

鲁顺民：农村最短缺的是什么？首先要看现在的农村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获得了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见面互相打招呼，是问：“吃了没？”，现在这个招呼方式显然已经落伍。现在大家见面怎么打招呼？五花八门，都是一些具体问题，子女上学、化肥、雨水、耕作、收获、低保、选举等等，显得更加日常。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农民获得了基本的温饱，还有相对从容的生存空间。

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多数农村的面貌，大多数农民的生存状况，以及农业的效率、效益都让人感到不大满意，或者与想象存在着较大差异。农村还缺少其作为一个国家社区所必备的东西，农民拥有的东西还远远不够。这样，就有必要重温一下“四个现代化”这一曾经起过巨大动员作用的政治概念。

1974年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放在第一位的。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或者概念可能随时代发展或有欠缺，但现代化的目标应该是不错的。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国家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农业的现代化呢？也有目共睹。

当然，农业有农业的特殊性，它的现代化与其他产业或事业的现代化有区别，但是现代化的核心是一致的。今天看来，农业的现代化远远没有迈开第一步，至少没有迈开第二步。农村最需要的现代化，农民需要的也是现代化。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比较一下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拥有的要素，就会看到农业需要什么现代化。

《天下农人》

本报记者：您在晋西北河曲县生活、学习、工作很长时间，在农村生活和农民打交道的经历对于您文学创作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鲁顺民：1987年毕业回家乡河曲县做教员，虽然教了不短的8年书，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介书生。尽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尽管还没有离开乡村生活，但是说对农村、农民有多少了解，还停留在市井式的家长里短层面，并没有深层次的了解。

但这段经历若说没有影响，不起作用也不准确。这要待到开始做农村调查有了一定理性认识之后，过去的生活积累一下子被击活，记忆里储存的各色人物的各种命运，扑入眼帘的现实会让文字像庄禾一样有了姿态和活力，这无疑是生活的赐予。

这样的生活体验与生活积累其实人人都有，但身在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如果没有思想储备，没有思考，同样的积累会引导人向相反或者谬误的方向走。生活积累是见，思想储备是识。评价一个人说这人有见识，指的就是这两方面。

思想储备从哪里来？一个是从比较中来，一个是从读书中来。从2000年开始，有意识寻找各种机会深入到咱们省各个县去，用了大概四五年时间，山西省119个县区都跑过，仅黄河北干流沿县村落就跑过三四趟。这就与自己的生活积累有了比较。再一个就是读书，识两字不容易，不读书过一辈子，这太亏自己了。

有了这种思想储备之后，过去的生活积累就有了质感，它自己会坐在你书桌边跟你诉说。

本报记者：表现“三农”问题的文学体裁很多，为什么您一直坚持并喜欢用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散文来表达？

鲁顺民：我是一个写小说出身的人，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多年以来一直自以为是地以小说家自许，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写得出让自己满意的小说来，但不妨当作一个目标或者追求。

研究农村问题，其实与写小说的经历有关系。从1996年开始做专职文学编辑，负责看小说自然来稿，同时并没有放弃小说的写作，而且小说还曾被在选刊上选载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短篇小说的阅读与创作都呈式微，这个趋势直到今天也没有扭转过来。所以我自嘲，我是走到哪里哪里一派萧然，莫非真是妨主连天？做中学教员，正逢“脑体倒挂”，中学教员的月工资还不抵一线煤矿工人工资的少一半，做文学编辑，文学偏偏就边缘化。而那个时候，小说创作也陷入到一个困境里，本来写的就少，写出来之后一发表，拿了稿费就没事了，老婆看上一遍，读者顿时能翻一番。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到底是什么问题，并没有想清楚。

做文学编辑数年之后，我发现手头阅读的小说稿件都很难有所突破，甚至对农村、农民的认识与印象，一直停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有的甚至感到非常之假，与自己对农村的认识与观察相去甚远，但农村与农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也不甚了了。

我注意到，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式微的同时，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受到读书界的关注。因为在上大学期间，已经接触到一些社会学的著作，比方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那时候很年轻，看到这些著作的时候，非常感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学才刚刚起死回生，大家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都不大了解，这门学科迥异于文学对社会的描述与分析方法，让我们一帮年轻人眼前一亮，大家都以为如果以这样的方法来写东西，肯定会更认真，更准确，更直抵内核。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学、历史学研究开始走出书斋，为大众所接受，在读者那里，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取代了对小说的阅读兴趣，或者说，小说在过去所承担的引领、倡导、发现的功能在日渐衰微，回到了这种文体所应有的位置。也就是说，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着文学不可能抵达的区域。

说到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这种文体，从文体概念上来讲，已经远远超越了当初《文学概论》里面的定义，报告的因素为日益丰富的学术、文化内涵所取代，新闻通讯的因素几乎退居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文学的叙述质量、塑造人物功能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好多作家都自觉不自觉转到纪实文学创作上来。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这里头有些值得研究的东西。

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写成之后，它是一个报告文学还是一个什么东西，根本没有什么考虑，就是一种倾诉的欲望和表达的快感在那里支撑，说白了就是写着过瘾，致于效果如何，不是先考虑的问题。其实，作为一个作家，写作过程就是一个和自己作对的过程，过去那样说，现在这样说一下行不行？别人那样说，自己这样说一下行不行？这个过程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快感，写出来的东西也就不成个东西。文体选择也一样，一来可以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和观察，二来富有挑战性。

本报记者：您对忻州目前文学创作整体水平作何评价，想对忻州的作家和读者说些什么？

鲁顺民：担任《山西文学》的文学编辑已经二十年，自己本身在行政意义上还是一个忻州人，对忻州的文学创作情况还是了解的。

忻州市的文学创作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是实力雄厚，一个是后劲十足。

所谓实力雄厚。一个是有一支实力雄厚、结构合理、承传有序的创作队伍。老一辈，从杨茂林、李文田、田昌安、薄子涛、高芸香、刘引娣，再加上刚刚退休的彭图，还有诗人郭新民、贾真等等，他们曾经，或者说仍在给忻州这片文学热土贡献光和热，建立了影响持久的文学传统。中年、青年作家阵容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文学格局中也是异彩纷呈，佳作叠出，比方晋原平、曹利军的长篇小说，雷霆的现代诗，曾有过广泛的影响。所谓后劲十足，是青年一代作家厚积薄发，正在形成影响全国的“忻州旋风”，比方杨遥的短篇小说，已经在全国独树一帜，杨晋林、燕霄飞，其小说创作起点高，势头好。还有张二棍的现代诗，以其清新的草根气息和准确结实的语言，在中国诗坛引起极大反响，频获大奖。等等诸般。

传统可贵，但贵在坚持，作为一个写作者，一时的坚持容易，不易做到的是持续的坚持，勤于思考，喜欢思考，享受思考，不断超越。

其实，我们忻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古、近代的耕读传统能够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忻州这样深厚的文化传统，三晋近古和近现代的历史将会黯然失色。文学作品阅读事实上支撑着我们这块土地的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所以并不担心文学失去读者，而希望能够涌现更多的好作品奉献给读者。

鲁顺民先生文化讲座

（责任编辑：王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