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与“忻口”仅一字之差，二者似乎存在某种关联。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历史的真谛，原来，“忻州”之称谓，还是因“忻口”这个村寨而得名哩。

据《通典》记述：“隋置忻州，因忻口为名”。《读史方舆纪要》载：“十八年，置忻州，因忻口为名。”

那么，忻口之村名的由来，又有何历史源渊呢？

《魏土地记》云：“汉高祖至平城（今大同），为北军所围，用陈平计得脱，还师而南，次于滹沱水曲，六军欣庆，举口而笑，故谓之忻口。”（注：“欣”同“忻”）

这段看似简短的文字背后，实质上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事。

《史记·汉高祖记》描述了这场战争：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面对匈奴的威胁，于公元前201年派韩王信到雁门关一带防守。鉴于两军对垒中韩王信数次向匈奴求和，刘邦生疑其投敌合纵攻汉，故于公元前200年冬率军亲征匈奴。不料在平城（大同）白登山，陷入冒顿单于40万铁骑伏兵的包围，被困长达七日之久。后来，刘邦率兵退到滹沱河拐弯南流的关山隘口之地，此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追兵看到雄关险隘横于面前，畏而折返。刘邦见追兵退去，同六军欣然而笑，于是此处村庄被赐名为“忻口”。

刘邦“发现”这一战略要地后，随即在忻口村西的山崖上，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城堡，以扼险固汉。这座名为“上寨城”的遗迹，至今依稀可见。

自此以后，忻口之境古今战事接连爆发，“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位置实至名归。

抗日战争时期，忻口更是抗战初期著名的忻口战役发生地。

忻口之地战事频发；忻口之“险”典籍可见。

《忻州志·关隘》这样描述：“两山中夹滹沱水，实晋阳门户”。《忻州古迹名胜诗文录》又说：“忻口，在县城北五十五里，东西两山夹峙，中通一涧……形势所关要亦忻县北部之锁钥也”。

忻口天然的险要位置，再加汉高祖的“欣然一笑”赐“忻口”，使这里的文化品位和历史地位显著提升。据《忻州志·古迹》载：“按前明知州杨维岳所说，‘旧志（指忻州旧志）云，汉高祖突平城围，至此（忻口）六军开口欣笑，故名。由上便知‘忻’字的来源’。”

这个“忻”字的出现，着实对当地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说，流经忻口的那条古河，就是从汉时被人们改称为“忻水”的，是取忻口之“忻”，旨在存皇帝“金口赐福”永世流传之意。除此而外，这条河在历史上随行政建置和行政区划的变化，还有过其他叫法，如“忻川水”“肆卢川”等，均源于“忻口”之地理及人文。这种以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命名河流的方法，既符合最普遍、最一般的命名方法，同时也与客观现实高度吻合，因而可信度很高。

上述史实，与众多历史典籍中的描述均能一一对应。综合历史典籍所述可概括为：忻州之始称“忻州”，是在隋开皇十八年，即公元598年；忻州称谓因“忻水、忻川水、忻川口、肆卢川”而得名。这些典籍虽然没有像《通典》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忻州因忻口为名”，但这并不影响忻州的真正来源。因为，无论忻水、忻川水，还是忻川口、肆卢川，均与忻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根本上讲，它们均是由忻口的“忻”衍生出来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忻口，就不会有这些河名，这些河名是忻口的“别称”或“代名词”。说因“河”而名，说到底还是因“忻口”而名。

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先有忻州，后有忻口。忻口的由来是由于忻州北部有一隘口，所以才叫忻口。”

那么，到底是先有忻州，还是先有忻口呢？其实，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忻口早在春秋时期业已存在，而忻州这个称谓，到了隋初才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乾隆《直隶忻州志》与光绪《忻州直隶州志》俱载：“屠岸贾城，忻口北”。

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屠岸贾就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司寇（掌管国家刑狱的官），当时忻口建有“鹅城”，其城状如“鹅”形，鹅尾倚山，鹅头饮滹，城墙高耸，据关守隘。屠岸贾曾屯兵忻口鹅城。

1978年，忻口村民在村西石塘沟挖出铜鼎、铜舟，经专家鉴定，系战国墓葬品。这一事实与“屠岸贾城”相印证，再一次证明忻口在春秋战国时期业已存在了。及至明清时期，“忻口故城”依然存在。宋《九城志》：“忻州秀容县有忻口寨”。《魏土地记》：“汉高祖出平城围，还军至此（忻口）……山之西旧有忻口城，相传汉高祖刘邦所筑”。汉高祖刘邦所筑“忻口城”，经几千年风雨蚀化，亭台楼阁已悉数尽失，仅存残缺城墙的碴牙段，远视如“笔架”，故今人称“笔架山”。忻口隋前已存在，而忻州始于隋，故“先有忻口，后有忻州”“忻州因忻口而名”。

徜徉于“笔架山”下抚今追昔，顿觉历史如烟云越来越远、越来越淡；而忻口村名儒李良和先生那首咏忻口形势的诗篇，此时，在我的脑海里却越发清晰起来，不禁再次吟诵起来——

滹水萦迂泰戏来，

神工鬼斧凿山开；

荒城一角谁人识？

大略终归汉祖才。（赵月明）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