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伟
光阴荏苒,又是火热的7月,《忻州日报》40周年华诞将至。40年来,忻州日报社踏着时代的节拍,伴随改革大潮,竭忠尽智为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激扬文字,兴利除弊为大众不遗余力鼓与呼,为党的事业人民的福祉尽了最大的努力,成果丰硕,形象光彩生动。
我是1984年《忻州日报》创办时调入报社的,直到2018年退休,34年时间都在报社。值报社40周年庆,拣些让我始终不能忘怀的事记录下来,或许对新人有所启发借鉴,也算是对报社的又一次尽责吧。
七月献礼 创刊号面世
1984年6月,我来报社报到。第一批初创人员共13人,除了后勤和3位领导,实际在采编一线的只有7个人,总编辑由地委秘书长兼任。报社当时被安排在为老干部修建的两套小楼内,从县里调来的几个人就住在办公室。没有挂牌没有庆典,大家很快进入角色,全身心投入《改革报》(《忻州日报》的前身)的创刊准备,争取在7月份出创刊号,为党的生日献礼。
在外人看来,报纸天天见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当自己置身其中,才知道办一张正儿八经的党报是很不容易的。首要的是办报人的立场、站位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采写编发的每一件稿件从出发点到落脚点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每一份见报稿从文字到主题必须是无差错无禁忌。白纸黑字一旦见报稿有差错,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甚至是无法估量的,这是进入报社的全体人员的必修课,每个人都要绷紧这根弦,清楚自己所肩负的职责。
由于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办报经验,甚至先期连报纸的排版、标题碰头、消息和通讯的文体类别都不甚清楚。虽然办报没经验,但大伙都还年轻(最年长的领导也不过是40岁刚出头),心中火热,劲头十足。我们的做法是一切困难从学习中解决,学习的模板就是报纸,反复研读订阅的多种报纸,琢磨排版设计的路数,细品文章的主题立意及标题制作,白天先单独学,再组织集体研讨,晚上做剪贴写体会,为在一个月内出版创刊号,全力以赴赶时间。
为了把创刊号编得有高度分量足,除了找书法家题报头外,约领导和改革名人题词,撰写创刊号社论,采写编辑重头稿件,每个版面的栏目开设,聘请专家审评等一系列工作都是倒计时进行,每个人肩上的担子都沉甸甸的。最后,创刊号的每一份稿件都是集体研讨审定,排出大样后先送太原的几位专家审评,最后由地委领导审定。
7月15日,《改革报》正式面世。带着油墨的清香,创刊号如一股春风进入机关、厂矿、学校、农村,把党的大政方针及地委的工作部署传达到全地区的方方面面。创刊号的面世,得天时占地利赢在人和,40年健康茁壮成长,如今风头正劲!
为争小红旗“烧脑子”
报社是事业单位,挣的是份子钱,做多做少做好做差如何评判,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报社初创,领导就明确提出报纸是产品,要实施企业化管理,既要考勤更要考核每个人所采编稿件的质与量。在考核上,每期报纸出版后让大家挑毛病,虽说大家能挑出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和不当的词句,但大毛病不多,文化人脸皮子薄,给谁挑出毛病都有一番言语碰撞,时间长了挑出的毛病就少了。
在一次例会上,有人提了个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做法是像小朋友一样,为表现优秀勇夺“小红旗”。夺得的一面小红旗代表一件优秀作品,每个版面按月推出自己的好版面、好文章、好标题、好专栏(即“四好”),“四好”每项有相应的量化分数。在月度例会上,由社领导和各版面主任无记名投票产生“四好”产品8件。这个办法一抓就灵,社办公室一面墙上用表格形式把各版面及各个采编人员全数列入,把每月所评出的“四好”用小红旗标记。编辑记者都是文化人,小红旗及得分通过一面墙一目了然,就是外面来的办事人员都可以一览无余,把每个编辑记者的脸面斯文亦或水平展示得一清二楚。这样一来,可把每个人逼急了,为了争一面旗加班熬夜是常事,有时走路和睡觉也在思考一个好标题、好文章。月底的评优会上,虽说大家都在争红旗,但好的产品都会识别,尤其是几位总编的投票是很公正的,评出的“四好”确实是很优秀的。那年,我主持的政教版全年度总计争得红旗数及总分数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优秀编辑部。那一张奖状实在得来不易,是我们部用了十二分的努力争取到的。“小红旗”确像撵赶年轻人的有力推手,尽管很“烧脑子”,但很见成效。后来,可能是基于书生的脸面,也或争红旗的做法有失“文化”,改为不上墙公示了,但40年的评“四好”一直坚持下来了,正是有了这种坚持,报纸才能办得生动活泼,才有生机勃勃的今天。
敢于批评 守土担责
《改革报》创刊后,在对待批评报道上编辑部的态度是明确的,只要对改革发展不利的事情,只要发现了并且能够调查清楚,领导就支持报道,碰到阻碍并打击报复等行为,报社全力保护记者的权利。1985年,我独自一人挺身拦阳方口运输公司的客车,批评该公司野蛮竞争的事,稿子见报后地委领导大会表态支持。1986年,我采写的忻府区有人在牛奶中掺假的稿件,得到省委的批示要求整改。1987年,我采写的《一个农民工的奇妙遭遇》大篇幅批评稿,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报社领导支持记者发出连续报道,直到事情合理解决。那时候,报社经常编发一些监督稿件,并且追踪整改。完全可以说,报社的领导是一心为公为民,是党报领头人。
报纸要办得生动展眼,就要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鼓与呼,只有脚跟始终站在群众一边才能长成常青树。
为报我严 为报我宽
从踏入报社那一天起,我对报社的事一直是如履薄冰,生怕出一点点错。总想着若出错对不起信任自己的师长,更对不起读者大众。做编辑记者时我不敢出错,做部主任、编委时更是小心再小心。在我做部主任时,一段时间里我边审稿还边在小本子上记录错了的字词句,审完后往往当面把编辑记者呛得脸红气短,相当一段时间我们部里的人都胆怯给我送稿。做社领导后,我对报纸质量紧抓严抓不放,不论是谁该处罚就处罚,业务上的事不讲情面是我的一贯做法。报社的评“四好”和量化考核都是我主张和一直坚持下来的。我工作的后期,虽然质量考评简化了,但公正严格仍然不减以前。我总记着老总编讲过:“报纸无小事,事事连大事”的话,所以我为报一直严,严到我离岗。
报社是宣传文化单位,除了落实宣传任务外一切都是小事,这是我对报社的总体认识。自从我1986年初做部主任起,尤其是在1995年做副总编后,便把除报纸质量外的事看得比较淡。说实话,报社的领导虽说是处级干部,但地位不显荣盛,利益也是有数可计,既不可能贪占也无公权私用的可能,有甚可争?我做部主任时,只评上过一次地直优秀党员,年终先进荣誉都是一线的同志,做副总编辑时得到总编辑的一次年终会上的表扬,说我是廉洁干部。做总编辑后,会上决定的便坚定执行,凡社里的事都同大家协力完成,既不想推责也不想揽权。
对我来说,只要把报纸办好了,什么你高我低都可以接受。为了报社的整体利益,很多事都可以宽些再宽些,争个脸红耳赤,争个你哭我笑,既不够同事情谊,更失事业大局。也许,有人看我无大志无脾气,实则我有的是对报社很深的情结,不想为了蝇头小利和一时的义气坏了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如果人心涣散势必影响报业大局,那将是一个老报人不可承受之痛。我和两任后调来的社长齐心协力办报,不设防一心一意谋发展,相当长时间里,报社整体团结向上,文明进步已成风尚,也成为一段佳话。
离岗数年了,顾首回眸心安然,看到报社事业兴旺甚是欣慰。祝愿《忻州日报》再上新台阶,取得更大成就。祝愿报社的老同志身体康健,精神愉悦,我们共同见证报社更加美好繁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