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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刻入忻州古城基因的卓越品格
记者 张云平
2021年12月20日 10时12分   忻州日报·文化旅游周刊

忻州古城东城墙 李林春 摄

忻州古城南城门楼 王林俊 摄

民俗表演 李林春 摄

忻州古城开始复兴,开始迈上了腾飞之路。今年春节期间,忻州古城接待游客创下了全省景区接待游客数量排名第一的纪录。一时间,国内各大媒体及自媒体纷纷追踪报道这匹旅游界横空出世的黑马,更有记者追问:忻州古城有望超过世界文化遗产地平遥古城吗?这的确是一个忻州版的“世纪之问”,是机遇,更是一种挑战。那么,忻州古城凭什么才可以拥有这样的资格?

作为连接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条天然分界线或者缓冲地带、晋北的南大门,忻州古城巍然耸立已经近2000年。尽管“忻州”的称谓迟至隋朝(公元598年),但忻州建城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汉代,“平成(今大同西北)之役”,汉高祖为匈奴大军所困,用陈平计脱身。惊魂未定的汉高祖未敢在广武久留,直至退到今忻府区与原平市交界处方摆脱追兵,还师而南。“六军开口欣笑”(《忻州志·古迹》)。死里逃生的汉高祖长舒一口气,因“欣”“忻”相通,此地为军事要塞,便称其为“忻口”,并筑城于此,以资防御。由此忻州而得名。也有学者执着考证,忻州地名由境内一条河流“忻水”而得名。相比而言,族群融合,文化融合,“欣然”更能表达忻州地域文化独特的本质。

遥想历史上的忻州古城,人文荟萃,乡贤辈出,灿若繁星,谁人不折服?晋北锁钥、三关总要、明清重镇,古往今来有多少英才从忻州古城的关楼下走过,留下了绵绵不绝的足音回响,刘邦、刘渊、尔朱荣、元好问、傅山、汪本直、程化鹏……山魄、水魂、文脉、财气相济,忻州人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以区区之地,常作惊天创新之举。

我喜欢忻州古城的黄昏,常常独自站在北城门楼下,看晚霞与飞鸟共融的胜景,让人激动!让人兴奋!让人联想!走在秀容书院、关帝庙、泰山庙,以及文昌寺巷、赵进士巷、周家巷、打磨巷、石狼巷、兴寺街巷……这些地方,只要看看地名牌匾,这“思古之幽情”就足够冲破眼前的繁华喧闹扑面而来,历史上的风情记忆至今仍荡漾在这一条条小街小巷。我想,每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独特的城市精神,这种精神一定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有关,确切地说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名人有关。

我联想到的第一位,那一定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刘渊,他是忻州历史上走出去的第一位皇帝,也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第一个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并灭亡西晋王朝的。史书上说刘渊“姿容秀美”“干宇超世”,这显然是一位长相帅气、精明能干的强人。刘渊的祖上是南匈奴汉国最后一任君主呼厨泉单于,当时曹操将归顺的南匈奴划分为五部,每部设一个都督,从蒙古大草原迁往中原,其中刘渊一支迁往忻州(当时叫九原县,是新兴郡管辖的治所),到他这一辈又过了近一百年,此时的忻州古城外,云中河、牧马河、滹沱河日夜奔流,忻定盆地水草丰沛,依然是几度桑田,几度牧场,刘氏家族在忻州如鱼得水,得以发展壮大。公元304年,曾担任五部匈奴大统领的刘渊,乘西晋司马氏朝廷内乱之际,带着忻州、离石及周边积蓄的五万人马,割据称帝,建立汉赵帝国。按理说,刘渊是地地道道的北方游牧人,他夺取政权后完全可以“牧马中原”、“胡化”汉人,但他却做出了惊人之举,自称是刘邦和刘备之后,非要以“汉”为国号统一天下,向南、向东发展,向更广阔的汉文明世界发展。

正统儒家史学界对刘渊评价不高,把他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称为“五胡乱华”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分裂时期,认为他是“五胡乱华”的祸首。这里的“胡”,是古代汉民族中原王朝对其以外其他民族的总称。西晋是中原汉人正统王朝,而五胡中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则是夷,是异族,是非正统,加上刘渊称帝六年后即病逝,对他的评价甚至不如他手下的大将羯人石勒(建立后赵者)。刘渊固然不能说是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但他能够从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身上看清民族融合的大趋势,改匈奴贵族栾提姓为汉姓刘,实行汉魏官职制度,实行州郡行政区划制度,并杂以匈奴旧制“万户”,开创了兼容并包的胡汉政治体制,这要早于十六国中后来才崛起的鲜卑拓跋贵族孝文帝北魏王朝的汉化改革。同时,匈奴人首次在中原内地建国,客观上推动了匈奴概念的不断扩大和泛化,原有的汉夷民族界限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被打破的,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忻州从来就是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大舞台。当时由新兴郡管辖的虑虒县(故址在今五台县北),是匈奴人与鲜卑人集中的集聚地,由匈奴父与鲜卑母生的子孙叫“铁弗”,一般称作铁弗匈奴,反之,而由鲜卑父与匈奴母所生的子孙则称为“拓跋”,鲜卑中的一支拓跋贵族的基因就是这样产生的。正是匈奴与其他少数民族在血腥动乱中融入中原,输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注入了创新的活力。正是匈奴、鲜卑两大强悍民族在忻州的最佳婚配,产生出来了新的更强大的种族,这才成就了鲜卑人拓跋贵族这一支,建立了像云冈石窟般伟大的北魏王朝。

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诗歌的中国,又何其有幸在中国的忻州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应该说,元好问是忻州古城走出去最具知名度的忻州历史文化名人,也被誉为忻州文化的一面旗帜。城内的元遗山祠,城外的元遗山墓,都是有迹可寻的足以传世的古迹。我的脑海中还想到元代大学者徐世隆在《遗山集序》中用素描的方式为我们留下的先生的形象,“好奖进后学。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这样谦恭、博学的大家,如文光照斗,永远影响和浸润着古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元好问,号遗山,祖上是东北的森林民族,是北魏鲜卑人拓跋氏贵族的后裔,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将拓跋氏姓改汉姓元,到元好问这一辈已是第五代,可以说是真正汉化的“中州人”了。家学的渊源,在外的游学,以及生逢金元之际政权交替的战乱时期,正印证了古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他创作的“丧乱诗”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继唐代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诗人,也难怪元好问在他生命弥留之际嘱托家人及弟子在墓碑上镌刻“诗人元遗山之墓”七个字,尽管可能有担心被人污化气节的忧虑,但是元好问的确有被“诗人”光环淹没,忽略了他的另外一部作品《中州集》在史学创新实践中的伟大贡献。“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有感于中原文化有可能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中消亡,他拿起手中的笔,存史传贤,用诗和小传的形式记录了金朝的这段历史,也成为日后元代编撰《金史》的重要依据和参考资料。

为什么元好问生前即有此忧虑?这还是由于中国专制宗法时代的夷夏观。以中原为中心,宋是夏,北宋灭亡后的南宋是正统,中原之外的辽、金还是夷,而元好问的“中州观”,却能够突破这种狭隘的极端排外观念,从道统、文派上打破南北和中外的界限,“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因而他在《中州集》中所收的金代诗人及小传中,不仅有金朝皇家的诗人,也有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兀惹人等,只要是汉制、华夏文化,可以不依地壤而形成的就是各民族统一的中州人物,可见元好问的眼界和胸境之开阔。

此时,我又联想到历史上那位勇闯茫茫戈壁,开辟北方、西方商路,为山西商人鼓与呼,把生意做到俄罗斯乃至中亚、西亚国家的一个名字叫程化鹏的忻州商人,即便是晋商研究大家,即便是省城新开放的晋商博物馆里,对他的研究和介绍仍是少之又少,甚至很难找到他的一幅画像。非常幸运的是,他的故居至今还在忻州古城东大街的一条小巷子里,大门上“履谦恒益”四个字的砖雕还在,静静地守望。

有关程化鹏的历史文献资料及实物的确稀少,最直接的一条史料就是榆次常氏家族后人、民国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常赞春在其主编的《山西献徵》中专门为忻州程化鹏和陈吉昌作的几百字的小传,而且还是两个人合写一个条目。之所以给予“晋商领袖”的地位,不是说程化鹏个人挣了多少钱,家族的财富有多么大,而是他能够在晋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以其创新的思维,上书理藩院,将原先有税收漏洞、又手续繁杂的“信票”,改明定税则,直接与俄人在恰克图进行交易。不仅如此,面对清王朝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在华势力日益强大,程化鹏又一次上书朝廷,请求中国商人直接进入俄国寻找商机,与俄人公平竞争,他还同时建议在西线新疆的伊犁和塔城开辟新的贸易商埠,引起革新派恭亲王奕讠斤 的重视,最终经过咸丰皇帝批示,准山西商人之请,并给予减少厘金税额,晋商才又一次在艰难危机中站立了起来。在整个晋商的发展史上,程化鹏的功绩可以与开辟万里茶道的榆次常氏家族的常万达、创办平遥日升昌票号的雷履泰、文商并重的总经理李宏龄齐名,他们的创新精神将会永垂史册。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复述忻州古城历史上这些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人,或是政治家,或是文学家,或是企业家,并且尽力讲清楚他们在历史大潮中所做出的创新贡献,不仅仅是简单的发“思古之幽情”,或提供乡贤名士的故事供人们凭吊,我想探索、发现、说明的是开拓、包容、创新,早已经成为忻州古城一条贯穿古今的文脉,成为忻州古城基因的卓越品格,忻州人从来不缺少开拓的精神、从来不缺少包容的精神、从来不缺少创新的精神,而创新的品格尤为显著。历史也再一次证明,只有开拓创新,忻州才是发展的。

忻州古城的复兴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一种实践。立足古城特点特色,活化保护和利用,不仅仅是单纯作为一个项目,修复局部的文物古迹或文保单位,也不走门票经济,而是顶层设计把古城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平台,成为整个忻州市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产业升级的平台、招商引资的枢纽、经济发展的高地,正是通过这种“定位创新”的思路,忻州古城迈出第一步,走出了一条市场运营的产业化发展模式的新路子。

“挖掘历史、赓续根脉、浸润古城、传承文化”,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不断探索碰撞的实践中,忻州认识到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识到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性,认识到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性。珍惜忻州古城,保护忻州古城,复兴忻州古城,忻州古城应该是文化、历史、现实的融合体,是活化的,是有烟火气的。

我真高兴,修旧如故的秀容书院,恢复一新的财神庙、关帝庙,拔地而起、原址恢复的南城门楼以及南城墙、东城墙、北城墙,南北大街上熙熙攘攘人群中的欢声笑语,闲暇时自豪、大方地约朋友们在古城散步、聊天、喝茶,有朋自远方来,我也有了这样的好地方,可以偶尔再发发“思古之幽情”,滔滔不绝地与人道古论今。

忻州古城复兴了,忻州古城延续了,一幅崭新的现代生活画卷正在传统空间中徐徐铺展开来,忻州古城又回来了,再一次站在了忻州改革开放转型发展的最前沿。当然,忻州古城还不是陶醉的时候,也不是超越谁的时候,还处于复兴的第一步,如何在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文化与产业之间寻求平衡?找出一条最适合忻州古城复兴的发展道路,这才是真正的思想境界,这才是城市之幸、市民之幸。古城的保护也不会有标准答案,而是在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调整和不断修正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的。可以想象,忻州古城这一次的使命将更加艰巨,这一次的创新实践意义将更加深远。

抚今追昔,察往知来。穿行于2000年的古城历史时空,感受古城人血脉中开拓创新的城市基因,了解古城复兴征程上的万象更新,我们有理由对古城文化和未来的发展充满自信。又是一年芳草绿,新一轮的画卷已备好了纸墨,正待浓墨重彩地书写,更精彩的新时代古城风貌,邀请我们每个人共同来续写。

祝愿你,复兴中的忻州古城!有如“大风起兮云飞扬”般气势更加瞩目、更加辉煌、更加永远。

(责任编辑:卢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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