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来，苏轼受到了人们喜爱。人们喜欢他更多是因为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成就，但我“遇见”苏轼是因为《秧马歌》，以及他对农田灌排工具龙骨水车的描述：“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

公元410年农历九月中旬，陶渊明在自家西田里收稻，写下了《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记录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题虽有“早稻”二字，但陶渊明并没有意识到，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早稻”，而只是晚稻中的早熟品种。江西真正的早稻可能是北宋真宗引种的占城稻，苏轼较早记载了占城稻在江西的情况，元丰年间，在经过今江西九江时，他留下了“吴国晚蚕初断叶，占城早稻欲移秧”的诗句。

苏轼关于农业技术的记载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秧马，他谪居黄州时，在邻近的武昌一带发现农民在水稻移栽时使用秧马。这种轻便省力的农具引起了苏轼兴趣，在之后日子里，他四处推广秧马，并作《秧马歌》：“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到了岭南，依旧继续致力于秧马的推广与改进。

虽然苏轼没有系统的农学著作问世，也没有人将其视为农学家，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作出的农学贡献。元代王祯的《农书》中，提到或引用苏轼文字就不下十处。当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领域，会发现苏轼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很多。主政徐州时，他和副手一起对漏刻进行改进，并作铭文记叙了徐州莲花漏的制造过程以及漏刻在计时上的重要性。此外，苏轼派人于州西南白土镇一带开采石炭，用来替代林木冶铁制作兵器，还为此作诗《石炭·并引》，指出石炭的开采对手工业乃至武器装备制造的意义：“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苏轼最早提出了“水学”这一水利工程技术的概念。任杭州知州期间，他对水利专家单锷撰写的《吴中水利书》进行了研究，并向朝廷上奏。到岭南以后，苏轼听闻广州百姓饮用水苦咸，遂把自己治理杭州的经验告知广州太守，建议将城外蒲涧山的甘甜溪水通过开凿石槽、竹筒作管引入城中，建起了广州最早的“自来水系统”。

在岭南期间，苏轼对当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开发铜矿的求富行为提出批评，谪居海南儋州时作《蜀盐说》，对井盐的历史地理及技术进行了详细介绍……这些零碎的、无意的发现，也成为苏轼知识世界的一部分。或许是由于苏轼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比较耀眼，较少有人关注苏轼在文学艺术以外的成就。

知识世界强调的是知识个体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时间上的联系，也包括空间上的联系。中国古代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知识大多被概括为“博学”，而“博学”“博物”“格物”正是苏轼那一代读书人共有的特点。从苏轼出发，我们可以考察宋代的农业、矿冶、水利、渔猎、饮食等技术，并以荔枝、柑橘、松、竹、花卉、茶、酒等为研究对象。苏轼出现并不偶然，北宋是中国古代科技辉煌时期，涌现众多在科学技术领域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与苏轼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其中就包括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

沈括和苏轼曾是崇文院同事，他们在科学上主要的交集是《苏沈良方》。《苏沈良方》不是二人生前共同合写的医学著作，而是在他们去世后，有人将他们有关医药的论述编辑而成的著作。宋代士人精通医理的不在少数，而苏轼与沈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多有过人之处，这些在《苏沈良方》中都有详细记载。书中所收录的一些神效方药，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礞石丸等也为后世所常用。沈括的科学名著《梦溪笔谈》中提及的历史、天文、术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内容，苏轼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

苏轼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这种“玩物之变以自娱”的科学精神，在强调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或可从苏轼的角度去解读宋代科技史，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科学的进步自然会反映在苏轼身上。苏轼为宋代科技的相关内容提供了个人经验，有助于今天人们更全面了解宋代科技知识的状况及其产生、传播和应用情况。（曾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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