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刻纹玻璃盘
唐咸通十四年(873年),唐懿宗举行了唐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迎佛骨活动,彼时从长安到法门寺,一路上车马喧阗,昼夜不绝,王公大臣,竞相膜拜。狂热的崇拜活动并没有佑护这位虔诚的皇帝,同年懿宗驾崩,第二年,唐僖宗将舍利归还法门寺地宫,并将大量绝代珍宝供于塔下地宫。
据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整个地宫被布置得“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在这些文物中,有六件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刻纹蓝玻璃盘。玻璃盘保存完好,为无模吹制成形,通体蓝色,晶莹光洁,盘面刻满纹饰,主体纹饰为以双线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盘心为正方形方框,方框外刻四个拱门形状的尖瓣,与中心方框组成四个“米哈拉布”纹样。“米哈拉布”是伊斯兰教清真寺大殿的礼拜龛,四个尖瓣内各刻一朵五瓣叶子植物纹,尖瓣之间也饰以植物纹。制作工艺是在玻璃成器之后,用比玻璃更坚硬的工具在其表面浅刻花纹,加以描金,从而使得玻璃盘更为华丽。
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酸盐岩石中的石英。石英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但单纯的石英熔点很高,需要1700℃以上的高温,如加助熔剂可降到1400℃以下。最好的助熔剂是纯碱。地中海东岸分布有大量的自然纯碱,所以很早这里就烧制出了玻璃。相传一艘欧洲腓尼基人的商船上满载纯碱,航行在地中海沿线,由于海水落潮商船搁浅,于是船员们登上沙滩,搬来木柴,并用几块纯碱作为大锅支架,在沙滩上做起饭来,后来发现锅下面的沙地上有一些晶莹明亮、闪闪发光的东西,这就是最早的玻璃。
石英含有少量的铁,铁在一般情况下使玻璃呈现绿色,很像绿松石。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越王勾践剑,剑身上有八字鸟篆错金铭文,剑身一面装饰着绿松石,一面装饰有两块蓝色玻璃。所以,在古人心目中,玻璃是高档绿松石的替代品。
西方的高档玻璃器和玻璃制造技术,曾多次传入中国。439年,雄才大略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北凉,结束了西晋之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中外文化之间交流频繁,一段有关玻璃制造的佳话由此产生。玻璃古称“琉璃”,“玻璃”是南宋之后才逐渐推广的名称。《魏书》记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在大同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出土玻璃器,其中既有典型外国样式的玻璃器,也有从器型到成分检测都能证明是中国所产的玻璃器。这些国产玻璃器呈现湛蓝的色彩,如同现在大同的蓝天,所以又被称为“大同蓝”。这些“大同蓝”玻璃器的出土,可以证明《魏书》中关于玻璃器的记载所言不虚,而且制作玻璃器的原料就在大同附近的山中。只是由于在传统社会,技术的拥有者时常秘不示人,因此技术本身也容易失传。
乾隆特别喜欢玻璃制品,写过多首与玻璃有关的诗,其中一首称玻璃“内外洞达称我心,虚明映物随所受”。玻璃具有其他天然材料所没有的晶莹剔透特性,与佛法的自性清净相合,因此被佛家视为七宝之一,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时代被大量引进。
公元7世纪,阿拉伯国家兴起,当地人继承了罗马玻璃器和波斯玻璃器的制作工艺精华,又将伊斯兰文化及风格融入其中。随着与唐王朝的交往不断密切,制作精美、装饰华丽的玻璃器大量传入中国。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日渐繁荣。唐大历八年(773年),岭南节度使陆嗣恭平定哥舒晃叛乱时,在广州“诛戮舶商,没其财数百万私有之”,并将掠夺来的九寸琉璃盘献给代宗,代宗“以为至宝”。“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在唐代,有正史记载的阿拉伯国家遣使来朝多达三十余次,而民间往来更加频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杭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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