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古就有“济危扶困，怜孤恤贫，救助弱善”的优良传统，自古到今，从未停息。既然如此，在我国，古代政府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救助弱势的？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古代政府是如何进行“扶贫”的？经研究历史，略知一二，现以忻州为例说明，以窥全貌。

忻州，古属冀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礼仪道德，诗书文艺，渊源久长，故有“文跻九原，雅出秀容”之美誉。据《忻州直隶州志·上》记载，在清雍正年间，为救助孤弱贫困者，忻州在城西门内，也就是现在的秀容书院旧址，建有“养济院”，定额收留孤贫10名，每名日给仓米一升（约相当于现在的1.2斤），一年一共给养济院拨付谷59石（每石约120斤，59 石是7080斤，谷碾成米后按照谷重60%计算），若遇闰月年，拨付谷64石，由州衙常平仓支放，具体手续由专管仓库的县衙办理；除此之外，还要给付这十人花布银共九两四钱四分。这是第一种扶贫救济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建立“普济堂”。清雍正二年（1724年）奉旨建立，在忻州南城门外，如今南关村这个地带，收养孤寡老病之人额员50名，所费由州衙支付，然而州衙经费有限，开支较多，不足以支付，于是州衙就为普济堂“圈地”，用“圈地”的租金及利息变现支付普济堂所费。《忻州直隶州志·上》载：“普济堂向无经费，检查卷宗，有地二百七十九亩七分八厘八毫。又存库平银一千一百两，发交典当、绸缎两行生息（一分二厘行息）岁得利银一百五十八两四钱。地租可易银三十余两，租据两行领字皆有存案。额养老病贫民五十名，每月由吏目经理散放，所有租息年终应行报州查核（旧卷册籍系乾隆五十一年，交归吏目经管）。”从以上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普济堂有历年土地经营所得库存银1100两，年利息可得158两4钱，再加之继续租地的收入30多两，两项合起来就是190两左右，依靠这些费用，维持50名老弱残病人的生活开销。

第三种方式就是政府建有仓库，在忻州称“常平仓”，在忻州州衙仪门东，清康熙年间建有6座，共24间，后又添建3座（时间不明，无考），共20间，还新建米廒2座，共4间。储谷定额3万石，到清光绪年间一直是11座48间。常平仓主要就是储存谷米，用于支付“孤、贫、流、犯口粮”。光绪三、四年，山西遭遇奇荒，忻州州衙奉文平粜赈济，动支仓谷10930余石。

第四种方式就是由忻州州衙建立“义仓”，专备荒年使用。忻州“义仓”设于哪个朝代，无从考察，但《忻州直隶州志·上》有关于义仓的记载：“义仓城乡共7处，存储谷石；本城城隍庙旁，存谷五百一十余石；东乡双堡村存谷四十余石；又郭村存谷三百四十余石；西乡四六奇村存谷二百二十余石；又张村存谷二百四十余石；南乡白石村存谷一百四十余石；北乡东高后存谷四百四十余石。”以上各义仓俱设有仓长，经理其事。

第五种方式是建立“义学”，对贫困学生读书进行扶助，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育扶贫”。《忻州直隶州志·上》载：“按义学旧志载，在城四乡各一，凡五区。康熙五十二年奉文建立，以教贫民之无力从师者，其束脩、薪水由官捐俸，按季资给。查义学，现城中有南北门两处，延师、束脩各三十千文，由书院生息拨给。其各处义学废于何时，无从稽考。”又载：“按忻口有义学一区，照国策创建文昌祠并建义学，置义田三十二亩，为膏火之资。乾隆五十九年，滹沱河涨溢，祠遂倾圮。后其裔孙赵云腾移修金山之麓，仍建义学，赵绍祖有文记其事。”从以上文字得知，在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忻州奉康熙旨意建五所义学，忻州城内和东、南、西、北四乡各一处，贫困学生给老师的见面礼（束脩）及老师薪水由州衙负责，每年发放四次。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忻州城中有南北两处义学，其费用由秀容书院租地所生利息给付。而位于乡下的义学，也都一直坚持，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忻州北乡（又叫金山乡）所建义学被水淹没，其原建该义学的曾孙赵云腾又在金山修建，可见忻州义学至少在清代前期和中期是一直延续的。

第六种方式就是官员和绅士出钱资助，我们现在称社会捐资。明成化年间，山东寿张人刘清到忻州任知州，善政不少，“曾遇岁荒，劝富人豁赈，得粟万石，镪千两，按户分给，菜色立起”。清康熙七年（1668年），辽阳举人柯弼从浙江省汤溪县提拔到忻州任知州，“阅城郭，历效圻，见有暴骨于沟涧沙砾中者”。也就是说，他在忻州调研时发现有尸骨暴露于沙沟，于是自己捐俸一十五金，在忻州城北购地14.3亩，建设义冢，供贫弱孤寡者死后埋葬。明朝嘉靖年间，忻州富人范永澄赈济灾民，当时境内遭遇荒年，老幼啼饥，流徙载道。他出粟五百石救济灾民，然而灾民太多，这些还不足以赈济，他又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1000余石予以赈济，由是“枵者以果，病者以兴，荡析者以保聚”。清代道光进士、董村人刘视远家底殷实，辞官归隐后，适逢忻州遭遇荒灾，米价飞涨，穷苦百姓极度恐慌。危机时刻，他“籴谷万斛，平籴，市价遂平，邻村得免饿殍，里人称之”。像这种“闻难必恤，见义必为”的先贤，忻州历史上还有好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第七种方式就是申请上级灾免，这当然必须是知州亲为。镶蓝旗人许嗣兴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担任忻州知州，十分关心民事，“耕获时必单骑履亩，劝民勤业。岁值大荒，民乏食，公详请赈济”。许嗣兴见忻州遭遇饥荒，就写奏折向朝廷报告灾荒情况，请求灾免。从《直隶忻州志·上》所载的这段话更可以看出当时州衙对于贫困饥荒者的态度：“我国家轻徭薄敛，正供之外，毫无烦苛。历考从前军兴之际，虽库仓支绌，向不累及齐民。间有水旱偏灾，轻则缓征，重则豁免抚恤，不使一夫不得其所。”意思是忻州正处重灾之年，应向皇帝申请豁免税粮，让每个人都能生活，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小康路上不能有一个掉队的！”

第八种方式是建立“漏泽园”，后也叫“义冢”。一些孤寡老人死后无人安葬，按照民俗又不能曝尸荒野，这时候忻州州衙就出资建设“漏泽园”，专门用来埋葬那些无人安葬的死者。《忻州直隶州志·上》记载：“忻州‘漏泽园’有二，一治厉坛（今忻州城北关东）后，一北关外西。”又载：“义冢二，一在北关外，系前州牧柯捐俸置，用银十五两买生员张梦麟地十四亩三分。一在西门外，系前州牧戈捐俸置，用钱九十六千，又买州民李连壁、陈好孔地十亩六分九厘。”

需要注意的是，明清之际忻州州官不仅十分重视对贫弱者的救助，而且扶贫的方式也很多样化。明万历年间进士杨维岳深知“郡近边塞，地寒，物产稀少，民贫而吝，与省会雁门颇殊”，故他担任忻州知州后，先后开水渠三十五道，垦荒地五十余顷，大力发展忻州农业，增加老百姓收入。忻州知州、嘉靖年间举人王守成，莅政精敏，修废举坠，教织督栽，通过发展纺织业和林业增加百姓收入。明宏治年间进士王轩是山东临清人，来忻州后，曾开云牧两河卤地，建立四座仓库，以备饥荒。清康熙年间忻州知州许嗣兴，更是十分注重民生，曾开渠筑堤，以御水患，沾利者数十村，忻州士民咸讴思之。以上这些事例说明，明清之际忻州知州都十分重视利用发展经济来有效解决百姓的贫困问题，这些积极措施也许直至现在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忻州古代的这些扶贫救助措施更看重的是实际行动，即在效果不在形式，关于这一点也值得我们重视。

（责任编辑：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