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雾缭绕的佛教圣地五台山 祁俊林摄

天下名山僧占多。举世闻名的五台山更是如此。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一般指五座高峰环抱的区域，峰峦叠翠，巍然耸立，傲视苍穹，犹如五根擎天大柱。华严宗四祖澄观国师曾说，五台山“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

五台山殊像寺大文殊殿里骑着狻猊的文殊菩萨塑像 高峰毅摄

文殊信仰的肇始

佛教徒认为，五座台顶象征着文殊菩萨的五种智慧，朝山信徒巡礼五顶，方为朝圣，称为“大朝台”。

五台山称之为名山的原因，并非因其瑰丽的自然风光，而是由于这里是佛教的圣地、文殊菩萨的道场。那么文殊是何方神圣？其在佛教中的地位又如何？文殊为何选中了五台山作为道场？让我们一一道来。

文殊菩萨本是一个古印度的历史人物，音译作“文殊师利”“曼殊室利”，意为妙德、妙吉祥、妙乐、法王子，又称“文殊师利童真”“孺童文殊菩萨”。公元前6世纪，生于舍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多罗聚落，婆罗门族姓，坠地能言，出生时有十余种祥瑞景象同时出现。长大后，一心学佛，遍访仙人，终于在释迦牟尼处学得真经被尊为菩萨。

文殊在佛教中的地位如何呢？《维摩诘所说经》说，维摩诘生病，释迦牟尼要派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去慰问，派谁当团长？舍利弗等十六弟子，个个都不敢承担，都说自己曾被维摩诘呵斥过。派弥勒等大菩萨，他们也称不能胜任，表示自己挨过维摩诘的批评。最后终于派出以文殊为首，由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前往位于毗耶离城的维摩诘宅舍问候。在《维摩诘所说经》中，记录了文殊和维摩诘之间的对话。

《华严经·入法界品》载：“文殊师利常为无量诸佛之母，常为无量菩萨之师，教化成就一切众生，名称普闻十方世界。”在大乘佛教里，文殊是诸菩萨上首，常与普贤侍佛左右，所有佛弟子都把文殊当作智慧的化身，称般若为诸佛之母，文殊为七佛之师。常见的文殊像顶有五髻，表示五智无上无得之相；左手执莲花，花中放《般若经》一部，表示般若一尘不染；右手执宝剑，喻能斩群魔；或坐莲花台，表示清净，或乘狮子或孔雀，表示威猛。

介绍完文殊的身世，我们再看一下是谁将佛教传入五台山地区的。这个问题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晋的高僧道安和慧远将佛教传入了五台山。

道安俗姓卫，河北常山郡扶柳县人，生于儒学世家，幼时丧失双亲，为外兄孔氏抚养。七岁上学，读书只读一遍，再读便能背诵，被街坊邻里传为神童。十二岁出家，由于相貌丑陋，不被师父喜欢，被赶到田里劳动三年。但他毫无怨言，利用休息时间诵读佛经。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他游学至邺都寺庙，拜神僧佛图澄为师。佛图澄的佛学造诣颇高，是一位备受后赵石勒、石虎二帝崇信的著名高僧。他一见道安，就对其渊博学识惊叹不已。佛图澄讲法，道安每每都能复述，还会解答僧众提出的疑难问题，往往语出惊人，游刃有余，可谓佛图澄的得力助教，故当时有“漆道人（道安肤色黝黑），惊四邻”的说法。前秦皇始三年（353年），道安在太行、恒山创立寺塔，聚众讲法，因恒山是五台山的外围地区，所以有说法称“是道安第一次开辟了五台山佛教道场”。

清光绪版《山西通志·寺观·崞县》载：“楼烦寺，在县西北二十五里，以楼烦城名。晋慧远演教地。”书中还说，代县“白仁岩寺，在州西北三十里。白仁岩巨石上，晋慧远辟石为室，建楼观、台榭、殿廊、门庑、僧轩、厨库俱备。”乾隆版《直隶代州志·舆地》中还介绍，白仁岩上“有石浮图，峰头有说法台、旗杆石、定心石、试心石、古南庵”等佛教胜迹。这些都是慧远当年传法布道的遗迹，且位于五台山西台之麓，是五台山最早的一批寺庙，故曰慧远是出家于五台山的僧人，也是最早将佛教传入五台山的高僧之一。

五台山朝圣者 李旭光摄

寺庙建筑的发展

五台山的佛教由道安和慧远传入，那么承载传教场所、传教人的庙宇最早建于何时呢？

明万历年间，高僧镇澄认为五台山寺庙的创建，始于东汉汉明帝邀请摄摩腾来传播佛法之际，也就是佛教刚传入中国之时。他在编撰的《清凉志》中写道：“汉明帝时，摩腾西至，以慧眼观清凉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奏帝建寺，额曰大孚灵鹫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出感通传。”镇澄表示其说法源于唐代高僧道宣的《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简称《感通传》）。然而，道宣在《感通录》中是这样记述的：“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道宣只是说大孚灵鹫寺“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这一说法依据传说而来，并无史实记载。

唐高宗时期释慧祥编撰的《清凉传》，是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专著，故又称《古清凉传》。书中记述，“大孚图寺（即大孚灵鹫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又云“清凉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于今在焉”。按照这一记载，五台山佛教肇兴于北魏孝文帝时，大孚图寺和清凉寺都是北魏孝文帝时创建的。

据《广清凉传》记载，北魏孝文帝“曾至五台山避暑，往复宿此”，也曾射箭猎牧于西台，并在中台置放了好多小石浮屠，下诏在菩萨顶置真容院等两所寺院。他不仅亲临五台山礼佛，其第四女诚信公主亦于五台山兴建佛殿禅堂，出家为尼，敕建公主寺。以佛光寺现存的“祖师塔”为代表考证，彼时的五台山佛教文化已初具规模。但与《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北魏都城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兴盛景象还是无法相比。

由此看来，当时五台山的庙宇规模实在算不上什么佛教中心或圣地。经过隋唐两朝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五台山才一跃成为全国佛教中心。

北齐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据《古清凉传》载，当时山上寺院超过二百处，官府“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可以说是倾国家之力来发展佛教。但好景不长，北周取代北齐后，执行大规模的废佛政策，五台山佛教亦受波及，“芳徽盛轨，湮沦殆尽”。后北周覆亡于隋，自幼生长于冯翊般若寺、由尼姑抚养大的隋文帝对佛教怀有特殊感情，在即位第一年便下令在五台山五座台顶各建寺院一处，内置文殊像，各度僧三人。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遣使至五台山设斋，自书疏曰“大隋皇帝佛弟子坚，敬白文殊大士”。

唐朝兴起于晋阳，与五台山有同地之谊。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曾下诏——“五台山者，文殊秘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准许在五台山造寺十所，度僧百名。

武则天可以说是历代皇帝利用佛教巩固统治的榜样。这位了不起的女人，在太宗皇帝驾崩后无奈到感业寺出家，三年的寺院生活让她和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也让她认识到佛教和政治的关系。为后之时，她多次派人在五台山台顶建“则天塔”。武周长寿二年（693年），名僧菩提流志等译《宝雨经》，称菩萨现女身，为武则天登帝大造舆论。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自称“神游五顶（清凉五台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竣工后，命德感法师为清凉寺住持，并封其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从此，清凉寺便成为钦命的五台山“首寺”，五台山也随之成为全国佛教中心。

将文殊信仰推向全国的是入唐传法的僧人不空三藏，他是中国密宗的创始者之一，在当时与玄奘、鸠摩罗什齐名，译有《金刚顶经》等大乘及密宗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唐代宗称其为“我之宗师，人之舟楫”。不空三藏推崇“文殊圣者，即诸佛祖师”，故奏请朝廷在五台山修建金阁寺；于天下著名寺院置文殊院，作为五台山文殊道场的支院；在全国各寺院斋堂安置文殊像，将文殊信仰推行全国。这样，以五台山为中心，以天下著名寺院为枢纽，辐射全国各地寺院的文殊信仰网络逐渐形成。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金阁寺开始建造，由不空三藏主持，建筑风格参照了印度著名的寺院那兰陀寺。为建成这座气势宏伟的寺院，皇亲国戚、百官众臣献出了大量金银，唐代宗甚至下诏命全国十节度使都要慷慨捐助。建造的材料和工匠来自全国各地，“计钱巨亿万”，于大历五年（770年）竣工。该寺建筑工艺十分精美，壮丽的金阁分上、中、下三层，高百余尺，“铸铜涂金为瓦”。

据史载，唐自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至于百辟归崇，殊帮赍供，不可悉记矣”。显而易见当时佛教备受推崇，文殊菩萨尤其为佛教徒所尊崇。

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塑像 刘纪森摄

佛教中心的形成

随着佛寺的兴建和扩大，五台山僧侣人数亦日益增多。到唐贞元年间，僧尼已达万人。无论从朝廷的重视程度来看，还是从寺院建筑规模和数量来看，五台山无疑是全国信仰文殊的中心。然而，从理论上肯定“文殊道场”功绩和影响力的还应该是唐代高僧慧祥。

唐总章二年（669年），蓝谷沙门慧祥奉武则天之命来到五台山，将三枚玉石舍利分别安置于中台和北台的“则天塔”内。通过与众多高僧的交流，他感觉这里的经史资料非常匮乏，与其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难以匹配。于是他决定承担起这个职责，经详细搜集整理，两年后写就《古清凉传》两卷。这部五台山佛教史志的开山之作无疑是珍贵的、准确的，开篇便从清凉谷、清凉寺到清凉山的演变，论证了五台山就是《华严经》中提及的“清凉山”。

《华严经》中载：“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既然五台山就是过去的清凉山，那么，毫无疑问，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既然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便在佛教徒心目中非常神圣，在全国众多的佛教名山中自然占尽先机。由此，五台山在国内取得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桂冠，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五大佛教圣地之一的雅号。其他几个佛教圣地分别是：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蓝毗尼园，成道处菩提伽耶，第一次布道的鹿野苑，圆寂之地拘尸那迦。这些地方都在古印度（今尼泊尔、印度境内），而五台山则是古印度之外唯一的佛教圣地。

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另一个标志，是外国佛教徒竞相朝礼表达对五台山的无限景仰。其中日本僧侣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有许多著名高僧，诸如惠萼、圆仁、灵仙、慧运、圆修、宗睿等等。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圆仁法师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时，曾将日本不能论决的天台宗疑难问题三十条，请五台山大华严寺的志远法师裁决，日本佛教徒称之为“唐决”。他们不但在五台山求得许多佛教经典，而且还将五台山土石当作圣物带回日本。

灵仙三藏是兼通日、汉、梵三种语言的日本著名高僧，他在五台山求法巡礼长达七年之久，还向日本天皇送去许多来自五台山的佛教典籍和法物，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逝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国内不但佛教僧侣对五台山和文殊菩萨非常崇仰，而且“上自天皇，下至公卿”，也都“乐于施舍大量黄金，作为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供养费用”。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日本仁明天皇的皇后，“特派惠萼入唐，把亲手制的绣文袈裟施给那里的僧众，把宝幡及镜奁等具施给五台山”。

佛教本是李唐王朝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但安史之乱后，由于赋税徭役繁重，寺院便成了人们逃避徭役的场所。寺院僧侣亦借田制破坏之机，兼并土地，驱使奴婢，和贵族势力勾结，为非作歹。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已严重损害了国家经济。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看出他已有毁禁佛教的意图。武宗继位后怒言“使我民穷困者乃佛”，遂于会昌五年（845年）下诏废佛，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据统计全国拆毁大小寺庙四万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收回土地数千万顷。五台山亦不例外，僧侣散尽，寺庙被毁。唐宣宗即位后，又兴佛教，规定五台山的度僧数达“五千僧”。实际上，加上私度和游方僧，要比五千还多。五代时，发生了后周世宗灭佛事件，五台山寺庙“十残八九”，僧侣逃亡殆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下诏重修五台十寺，此后五台山佛教又恢复发展。

五台山文殊信仰超越了僧俗、宗派，超越了民族、国界，超越了地位、身份，既体现了文殊信仰智慧深广、圆融无碍、普利众生的内涵，也彰显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历史悠久、生命力蓬勃。

汉藏佛光映照

先看五台山对黄教的接纳。蒙古族建立元朝后，对佛教非常尊崇。早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时代，已开始提倡喇嘛教。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封西藏地区的名僧八思巴喇嘛为国师，不久又尊为帝师。帝师除做佛事外，还为皇帝和皇亲授戒，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给皇帝提供咨询服务，地位十分显赫。八思巴到五台山朝礼文殊，驻锡一年之久。元中统年间，八思巴的弟子胆巴谒见了忽必烈，奉诏居五台山寿宁寺，藏传佛教开始在五台山发展起来。此后，八思巴的另外一个弟子，即元廷第四个帝师——意希仁钦到五台山，修建了普明寺，喇嘛教开始兴盛起来。

明朝廷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十分推崇喇嘛教，彼时藏传佛教的另一个派别格鲁派也出现在五台山。由于创始人宗喀巴提倡教规严明，僧众须戴标志严格戒律的桃形黄帽，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黄教”。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朱棣派人到西藏迎请噶举派名僧哈立麻喇嘛到京，次年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哈立麻以“性喜林泉，朝廷之下，恐妨禅业”奏辞。于是，明成祖“乃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同时大兴土木，命太监杨升重修寺宇和大白塔。哈立麻喇嘛逝世后，明成祖敕命为其在显通寺法堂塑像。明代五台山的僧官称“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可见当时五台山佛寺已有“番僧寺”和“汉僧寺”之分了。如此，以佛教圣地著称的五台山，在明代又发展成为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名山了。

黄教的全面兴盛是在清朝。清朝建立后，为缓解民族矛盾，巩固统治，朝廷便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蒙、藏民族实行怀柔政策。因喇嘛教在蒙藏地区具有极高威信，尊奉喇嘛教就等于尊奉蒙藏的统治者，故康熙皇帝五次朝台，巡礼膜拜五顶，还下令将寿宁寺、罗睺寺、玉花池、金刚窟、善财洞等十余座青庙改为黄庙。册封菩萨顶扎萨克大喇嘛为禅师，菩萨顶也随之成为黄教的首庙。乾隆皇帝六次登山，其中有四次专门去听了三世章嘉的讲经说法，甚至还在菩萨顶举行祈愿大法会时，礼遇章嘉居中央，自己屈居于左。

在清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蒙古族中出家男子竟达到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前藏喇嘛寺院就有三千余所，喇嘛达三十余万，而百姓仅十二万多。蒙古族和藏族佛教徒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的崇仰达到了狂热程度，“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云集”，“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据资料记载，光绪年间，蒙古族莫勒郡王阿那达阿沁尔，一次施舍给五台山善财洞寺的白银就有一万两，还有不少蒙藏佛教徒以死后能把骨灰埋在五台山为荣。

喇嘛教中占主导地位的格鲁派有四大转世系统，就是前藏（拉萨、山南地区）达赖，后藏（日喀则地区）的班禅，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班禅和哲布尊丹巴到五台山只是礼佛，达赖和章嘉呼图克图在五台山则享受到了非常高的礼遇，以致开花结果。章嘉第一世扎巴沃色，藏族，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人，原称“张家活佛”，后改称“章嘉”。每世转世，要由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确定并册封。第二世阿旺罗桑曲旦，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受封为“呼图克图”，尊号“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总管内蒙古佛教事务。由于“西藏蒙古诸王尤相崇信，多所归依”，清政府为了怀柔蒙古，便命他晚年住锡五台山。章嘉二世通晓汉、藏、满、蒙、梵五种语言，曾以汉、藏、满、蒙四种文体翻译《大藏经》。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卒，享年一百四十五岁，清廷为其隆重安葬，并于五台山建塔。

乾隆年间，黄教得到快速发展，与汉传佛教齐头并进，使得五台山出现非常特殊的几种现象：多年来，青庙和黄庙仅一墙之隔，却相安无事，和尚和喇嘛共同景仰文殊菩萨，共同繁荣佛教圣地。特别是喇嘛教的僧众已不完全由蒙、藏两族构成，还容纳了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人在内的信徒，几乎没有一座寺庙的僧人是由单一民族组成。

在中国，佛教是有宗派的，一般情况下，某一派占据了某座山，其他派别便不能再来，但五台山胸怀宽广，来者不拒，一概接纳。最先进入的是华严宗，也叫“贤首宗”，由唐代高僧贤首大师开创，宗法为《华严经》；稍后是律宗，又称“南山宗”，专门研究戒律的宗教派别；接着传入的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唯识宗”；之后是天台宗，又叫“法华宗”；稍晚传入净土宗，又称“莲宗”，北魏高僧昙鸾著有《净土论说》，奠定了净土宗基础；随后禅宗的“五家七宗”进入五台山，元明清时期，禅宗在五台山处于主要地位；最后密宗也落地生根，密宗也叫“真言宗”，分为黄教密宗和新密宗两派，金阁寺建成后，不空度僧数十人，为密宗之始。千年来，各种派别和睦相处，共同弘扬佛法，真正体现了佛的博大和宽广。

几度高潮，几经法难，佛教在五台山一直绵延不绝，极盛时期有寺庙三百余座，僧人逾万人。经民国战乱、日寇侵略，依然保存下四十余座。如今，汇聚在台怀镇周边的一大批历史古刹依然保存完好，每年可接待数百万游客观光旅游。

在弘扬佛教的过程中，五台山积聚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存。1961年，南禅寺、佛光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名录。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又有显通寺、塔院寺、广济寺、延庆寺、碧山寺、菩萨顶，以及繁峙县境内的岩山寺、三圣寺、公主寺、秘魔寺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名录。2002年，五台山被评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先后被确立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200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

在鳞次栉比的佛教名刹中，收藏着数以万计的藏经典籍、皇帝御制的碑文匾额、文人学士撰写的诗歌楹联，以及遍布殿堂的佛像雕塑、佛教壁画等。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和历代僧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遗产。(王文君)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