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府区有些村庄的名字很有意思。

比如部落村，部落本是史前宗族、氏族结合而成的群体，这里却用作村名。又比如，西张镇有三个村子毗邻而居，村名就是朝代名——北宋、大南宋和东南宋。民间传说，秦汉时宋姓始祖从河南商丘迁来，聚居地始称宋村。唐朝某年天降大雨河道泛滥，宋村这才一分为三。

六年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山西省版画学会会长、太原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侯琪，退休后回到老家北宋村。翻修祖屋，在杂草丛生、两亩大的一个圐圙里垒起假山、修建凉亭、遍栽绿植。用辘轳从井里绞水，院中水渠蜿蜒，细流潺潺，散养的大鹅曲项向天歌，与孔雀的鸣叫一唱一和。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小院，画家隐入民间，心情舒畅，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

“桐叶封晋”

侯氏是北宋村大姓。新修《北宋村侯氏族谱》载，侯姓一门在北宋村已历二十几世。

侯琪祖父侯封晋，字桐恩，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从其名、字和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出他家当年是家道殷实的乡绅。

周成王小时候，有天和弟弟叔虞在园中玩耍。成王顺手从桐树上摘下一片树叶，将其撕成玉圭形状递给弟弟，戏说道：叔虞，我把唐国封给你，这就是凭证。叔虞也学着大臣们的样子，跪地接过桐叶谢恩。兄弟俩玩得不亦乐乎，一旁的史官却将这个情节记录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史官见成王没有动静，便将此事报告了周公。周公问成王，成王说，我那是和叔虞闹着玩儿的。周公教育成王：天子无戏言，这样才能赢得天下的信任。成王醒悟，遂择吉日分封叔虞为唐侯。叔虞来到唐国后，史称唐叔虞。其子继位后改国号为晋，此即晋国的由来。这个典故，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桐叶封弟”也叫“桐叶封晋”。

古人的名和字之间都存在某种关系，名与字，或意义相同、或意义相反、或意义相随。“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字子固，巩、固同义；金庸给杨过起表字改之，闻过即改，过、改反义；赵云字子龙，“云从龙，风从虎”，意思相顺。而叔虞能够“封晋”，自然是拜“桐恩”所赐。

侯桐恩生于1909年，在忻州城内高等小学毕业后，考进著名的太原成成中学。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桐恩无疑是个“读书种子”，但家里能一直供他读到北大毕业，如此家庭在当年的忻州实属少见。

北大读书时，侯桐恩还是在北京的忻州同乡中的“意见领袖”，不仅主持创办同乡会刊物《新秀容》，还为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

《新秀容》季刊创刊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设“论著、乡贤志、常识、介绍、文艺”等栏目。有研究者如此评价这本刊物：“对于当时民众及时了解忻州的信息提供了途径，对于研究区域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大毕业后，侯桐恩回晋在省政府做事。抗战爆发后，任《阵中日报》第二战区版主笔。郭沫若、老舍等文化名人，陈铭枢、陶希圣等军政要人常在《阵中日报》发表文章，宣传、鼓动军民抗日。1939年，侯桐恩参加第二战区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后前往西安途中，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境内遇车祸身亡，年仅三十岁。

侯桐恩去世后，妻子带幼子幼女回北宋村相依为命，后来举家迁往太原。侯琪的父亲参加工作后，做到太钢总公司的统计师。侯家迁并后，偌大的院落无人居住日渐破败。侯琪携妻回村后，村民对他们十分友善，邻居谁家做了高粱面“牙糕”“擦擦”，总要端一碗送给他们。侯琪创作之余，也刻印些木版门神、菩萨送给乡亲。

“第一口奶”

侯琪生于1956年，从小在太钢的子弟学校读书。上中学时闹“文革”，学校不正经上课，侯琪学会了刻蜡版，还担任班级“战报”的小组长。教他们数学的金老师是北京人，祖上可能是旗人，民国后改姓金，于书法绘画颇有造诣。见侯琪不像别的太钢子弟一样光知道疯玩，就推荐他进了学校美术组，从基础开始学习素描、速写。1974年，18岁的侯琪高中毕业，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到太原近郊中涧河公社插了队。离家近，生产队也不指望他们这些半大小子打粮食，侯琪有了时间就背个画夹子到汾河岸畔写生。“插队”两年后，依太钢的政策招工进了太钢发电厂，厂领导见他写写画画挺在行，就知人善任把他安排到厂工会搞宣传。工会侯干事整天写标语、出板报，没想自己有朝一日还能上大学。

恢复高考第四年的1980年，太钢与山西大学签订了一项协议，由山大为太钢定向培养企业急需的年轻人才。侯琪有美术基础，幸运地来到山西大学美术系，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涯。前两年上基础课，大三定专业时一位老师建议他专攻版画，理由是认为他“黑白关系把握得好”。侯同学从善如流，从此与版画结缘。

1984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全国美展，名家荟萃，入选难度极高。

全国美展每五年举办一届，是中国美术界最权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顶级展览。本届美展山西版画界共有16幅作品入选，其中包括侯琪的两幅作品《工棚》和《丰年》。在校大学生的作品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侯琪是山西惟一一位，在全国也是凤毛鳞角。

除了侯琪有两幅作品入选，山西另几位入选两幅作品的，都是在中国美术界成名已久的大师级人物。

力群，中国现代版画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鲁迅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起“新兴木刻运动”，当时年轻的力群就是领军人物之一。鲁迅先生去世后，其木刻遗像就出自力群之手。董其中，第六届、第八届全国美展和第十届全国版画展评委，山西省美协名誉主席。姚天沐，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美协名誉主席。

《工棚》和《丰年》，分别取自工业和农业两大题材。

侯琪在太钢发电厂工作时，曾与工友一起到阳泉煤矿拉运煤炭，煤矿工人休息的工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工棚》当地，是一个工人们取暖、烧水的大铁炉子，炉盘上搁一把大铁壶，火炉边铁架上搁着铝制饭盒，熊熊炉火正红。工棚的墙壁用木板横七竖八钉就，两根粗大的原木拼在一起就成了长凳。一位年轻女子倚门而立，只给人们一个背影，像是在等待心上人归来。

工棚如此简陋，但《工棚》却传递出令人难忘的温情。用美术作品表现煤矿工人，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在井下挥汗如雨的场景。侯琪独辟蹊径，用生活环境凸显工人的艰辛。画面上没有一个工人，却不难想象他们收工回来围着火炉、就着壶中的开水狼吞虎咽、抽烟解乏的情形。《工棚》之妙，在于以小见大、四两拨千斤。

《丰年》的创作特别应景。政策放开后，农民种粮也能成了“万元户”。侯琪表现“丰年”，并没有展现打谷场上农民喜获丰收的热闹场景。画面上呈现的，是一个一场大雪后的小山村。近景处，粮囤上积满了厚厚白雪，鸟雀叽叽喳喳在囤顶觅食。远景处，穿红着绿的大妈大婶像是赶集回来，农家小屋飘出袅袅炊烟。在强烈的黑白对比中，粮囤上红底黄字的“丰”字夺人眼目。《丰年》画面舒缓、恬静，却衬托出丰衣足食后的农民安逸、喜悦的心情。

运刀如风

一名在校大学生的两幅作品入选全国美展，令侯琪在山西美术界声名鹊起。作品送展前，力群老先生对侯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小伙子，你第一口奶吃对了。”侯琪理解，老先生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选择版画道路正确；二、创作方向对头。力群先生的褒奖，更坚定了侯琪版画创作的信心。

大学毕业后，侯琪又回到太钢电厂，赶上当时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不久就被提拔担任工段长。工厂期间，手中的刻刀也一日不曾放下，又有作品入选两届全国美展。2000年，太原画院向太钢电厂发去商调函，侯琪归队成为一名专业画家，次年就担任太原画院副院长。

在太原画院，侯琪主持创作了中国尺幅最大的版画——《汾河千里图》。这幅长36.26米、高1.22米煌煌巨作，很可能也是全世界目前尺幅最大的版画。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用美术作品展现汾河全貌以前尚无先例，更不用说以版画的形式。接受创作任务后，侯琪带领主创人员沿汾河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采风，从汾河源头——宁武县管涔山脚下的雷鸣寺，到汾河的入黄口——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行程700多公里。创作这幅空前绝后的巨构，侯琪既是“总提调”又亲自操刀，将近两年时间心无旁骛，完成了这件呕心沥血之作。

《汾河千里图》运用中国画传统的散点透视方法，以汾河为中轴线，从源头到入黄河处，将三晋大地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揽胜尽收画卷。采用凸版正刻正印手法，水、油印双面套色，因此既有水墨画的效果，又如油画般鲜亮、多彩。刀法独特，大量使用角刀、平刀，运用画刻方式体现出运刀的速度与激情。董其中先生评价：“看过《汾河千里图》后很兴奋、很震撼，这样大幅的版画作品描绘美丽山西是第一次。作品的每一个局部都可以独立成画，整幅作品节奏舒缓，像在听一首抒情的交响乐。”

作品完成后，太原画院举办了《汾河千里图》暨侯琪个人版画展。《汾河千里图》占据展厅整整一面墙，大气磅礴，恢弘壮美。展出结束后，《汾河千里图》被太原美术馆作为“镇馆之宝”永久收藏。

塬上（黄土地系列组画之二）

新的一天（湿地系列组画之十）

黎明

太行晨曦

黄土地系列

“画”与“印”

2013年5月，安迪·沃霍尔的丝网版画《玛丽莲·梦露》在佳士得拍卖行以1.95亿美元（约合13.12亿人民币）成交，创美国艺术品在拍卖会上的最高纪录，仅次于达·芬奇的《救世主》。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为美术的四大门类。跟国画、油画等直接描绘的艺术形式相比，版画是一门间接性的绘画艺术——通过雕刻、腐蚀、照相感光等方法制作出印版，将图像转印到木板、金属、玻璃、合成材料等承印物上。通俗地说，其他画种都是“画”出来的，只有版画是“印”出来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有款刻年代的版画，当推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刻印的经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卷首图，至今已有1100多年。古代的版画，先由画家作画稿，再由刻工刻版，最后由印工拓印，画、刻、印分工完成。现代创作版画，画稿、刻版、拓印由画家一人搞定。古代木版艺术多体现为民间木版年画，清末民初，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风行一时。

中国现代版画的勃兴，离不开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鲁迅先生发起新兴版画运动。他将德国女艺术家珂勒惠支的版画介绍到中国，号召文艺青年以版画为“投枪和匕首”，控诉与抗争黑暗的社会。创作国画、油画、雕塑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只有木刻如鲁迅先生所说：“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而版画又可一版多印，行远及众，“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抗战八年，版画青年用血泪和生命绘就了悲壮的抗日救亡画卷。版画遍布前线与后方，《到前线去》《搏斗》《减租会》等木刻版画成为永恒的经典。

同印章一样，版画也要“反”着刻——创作者使用刻刀在硬材料上雕刻出反向图像，再将颜料涂在刻制出来的材料上，最后用纸覆盖其上拓印。木刻版画是凸版，最终在画面上呈现的白色区域，就是在制版过程中被去掉的部分。被保留下来的浮雕部分，在画面上最终呈现色彩。黑白木刻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制作工序相对简单，只需一版就可以完成。当版画画面具有两种以上不同色块时，就要用相应数量、画面相同的版次进行每种颜色的套印，分别拓印的颜色叠加，最终形成整幅完整的版画。这个工序相当耗时，经常花费画家几月甚至几年时间。木刻版画使用的木料也有讲究，最好的木料是带有纹理且能拓印出特殊艺术效果的白皮松和水曲柳。梨木、白果木、桦木、枣木和椴木这些质地细密、硬度较大的木材，也经常被用作木刻的材料。

版画这种艺术形式融合了创造力和技术、技巧。版画家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手工，创造出独特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工棚

丰年

三大系列，石破天惊

侯琪在版画艺术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尺幅巨大。老一辈版画家的作品多以刻画人物为主，无论个人肖像还是人物群像，画面大小均以厘米计算。而侯琪的版画以描绘自然景观见长，画面的长、宽以米为单位测量。其次是木版质地的创新。其他版画家多用梨、枣等硬木，侯琪却用“软木”也即人工合成的木板——人工合成的木板面积大；质地较软的板材，利于用划痕来表现细小的草木。第三是颜料上的创新，别人用墨，他用丙烯颜料也用国画颜料，不仅色彩艳丽、有油画效果，而且不易掉色。第四是拓印用纸的创新，别人用厚纸、硬纸，侯琪从安徽专门订制一种比较轻薄的“裱绫纸”。一筒裱绫纸价格上万，用其拓印可以充分表现刻版的细节。此外，绝大部分版画创作者都是先在木板上画好草稿再动刀，侯琪写生的时候经常直接下刀、当场刻画。

侯琪创作的“太行系列”“黄土地系列”“湿地系列”，每个系列均由十几、几十幅画作组成，在版画的创作题材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他三次自驾入藏，几十次跋山涉水深入太行腹地，奔波于黄土高原的塬、梁、峁、川之上，搜遍奇景打腹稿。创作时把自己关在屋里，经常一两月足不出户。兀兀穷年，夜以继日，连刻刀在木板上发出“嗤嗤”的声响也充耳不闻，进入人刀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

有评论家如此形容侯琪的三个系列：

“皆鸿篇巨制，皇皇大观，不仅题材赫赫，尺幅也恢恢。作品多在整张纤维板上完成，非盛年体壮者不能为。构图则满幅铺陈，近中远景次第推进，刀法各不同，土石水质依样表示。而细节处更是考究，圆刀棱刀平刀交替使唤，印色染色拓色舛互作用。”

“最是似刻似划的钢针牛毛乱线，柔韧飘逸，轻若鸿羽，是画面上的惊蛇入草、飞鸟出林，又是幽咽寒泉、喁喁低语。”

“水草间的湿地层层叠叠，苍苍茫茫，天淡云也闲。了无人迹，惟有各式水禽往来其间。一声鹤鸣，划然长啸……”

甘南湿地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带，拥有沼泽、湖泊、泥炭、河流等湿地资源。现在，甘南湿地已成为旅游热区，而侯琪1985年第一次到甘南采风的时候，这片区域还是人迹罕至。他先坐火车，后换乘卡车，再搭拖拉机，最后步行进入湿地深处。三次进藏，特意选择三条不同的路线，分别自驾从川藏、青藏、新藏线入藏，只为观察、了解沿途不同的景观风貌和风土人情。大前年，侯琪跟妻子田变英二人驾车自新藏线入藏途经喀什，遇见当地久未谋面的朋友。朋友摆酒款待，侯琪酒风浩荡，不醉不休。第二天一上路，或因高山反应，或是酒精作怪，画家的心率骤降至每分钟30次，差点儿“戳下拐”。

《曙光》是湿地系列组画之三，2007年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画面上，草地苍黄兼有淡绿，从四面八方向曙光起处汇聚。极目遥远的地平线，云蒸霞蔚，动人心魄。创作时下刀飘逸率性、穿透力强，多角度观赏变化万千。画作既有油画的效果，又融入中国传统水印的表现手法，令人过目难忘。这幅作品与2009年参加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太行山系列《峡谷无声》，悬挂在新落成的中国文联大厦外宾室。

同样是表现甘南湿地，《湿地晚霞》给人的感觉则是另一种况味：被晚霞映照的天空和草地湖泊在画面上平分秋色，近景处草叶的刻划尤见功力，草茎根根分明，仿佛在微风中摇摆。半空中大雁掠过，雁阵惊寒，给画面平添几许灵动。苍阳映照湖面，水天一色，云彩翻滚、霞光流动，暮色中的甘南草原居然这般迷人。

《黎明》本来是一幅风景画，却被选入建军80周年文艺展。评论家说：“（画面上）所有的草通过一种透视关系相互簇拥、扶携，由近到远。每一棵劲草就像一名奋勇向前、坚韧不拔的红军战士，前赴后继地涌向地平线，渴望黎明的到来。”

红军当年走过的草地就包括甘南湿地。甘南过去属边陲重镇松潘管辖，所以红军走过的草地又称为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沼泽遍布，沼泽中的植被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过膝，深处没顶。不见山丘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垠。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行，若不慎陷入泥潭会愈陷愈深乃至灭顶。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

《黎明》展出后好评如潮。有评论家说，这幅画为萧华上将所作《长征组歌》中描写红军过草地“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作了形象而生动的注解。

湿地系列组画之十《新的一天》，是一幅长2.44米、高1米的大型画作。2011年，此画参加第四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悬挂在中国美术馆圆厅。圆厅的展品，都是声名显赫的大画家之作。版画《新的一天》在油画、国画中独树一帜，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塬上》，是黄土地系列组画之二。塬，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地理称谓。亿万斯年，大量黄土堆积成厚厚的黄土层，因为风蚀或水流的作用沟壑纵横。百姓把顶面平坦宽阔、周边被沟谷切割、四边陡、顶上平的黄土堆积高地称作“塬”。塬相对平坦，适合耕作，我们勤劳的祖先就在一个个塬上广种薄收、掏窑而居、繁衍生息。《塬上》再现了黄土高原上的沟沟坎坎、坷坷棱棱、圪圪梁梁。最为传神的是，画面右上角，一个戴着草帽的农夫扶犁扬鞭，一头老牛正在奋力耕田。近景处土石纹理粗砺，与远景处细微至几不可观的人与耕牛形成了鲜明对比。细观画作，黄土塬的苍凉，塬上人家的艰辛令人心生感慨、不能自已。

黄土地系列组画之六《风过阳坡弯》，以大块大块的土黄色和黄土地的肌理构成主画面。如何体现画题中的“风”？远景处发电的风车，喻意现代工业文明之风已经吹到这遥远的“阳坡弯”……

侯琪执着、痴迷的“太行、黄土、湿地”三大系列，为中国版画创作题材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太行峡谷、黄土高原、甘南湿地，也成为侯琪的精神家园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

2024年6月15日至22日，由山西省美协主办的“故园情深——侯琪版画作品展”将在我市五台山书画院举行，这也是忻州第一次举办版画展。

回忻州后，继“太行系列”“黄土地系列”“湿地系列”之后，侯琪的“故园系列”悄然成形成组，《古城印象》《黄土地记忆》等版画巨构陆续问世。齐白石中年定居北京后才有“衰年变法”，侯先生回到故园、刻画故园，为故乡献上一首首田园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