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的舞者

——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郭智霖

手术中的郭智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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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顶级优质医疗资源集中于北上广。

从2016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一部“医院蓝皮书”——《中国医院竞争力报告》。这部书的2018年版，由在中国医学界最为知名的钟南山院士任编委会主任。这一版《中国医院竞争力报告》，从医院规模、医疗技术、医院运行、学术影响力4个维度，推出反映中国医院竞争力的十几个排行榜。包括中国顶级医院100强、省会、计划单列市医院100强、地级市医院500强等。在中国顶级医院100强排行榜上，北京协和医院以总分948.24名列第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以总分808.05列第20位。

郭智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他是中国医师学会脑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医师学会脑血管外科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医疗促进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中国颅面整形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创伤学会委员、国家应急救灾专家委员、上海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上海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委员、上海医学会神经脊柱脊髓分会副会长、上海神经外科质控专家。郭教授1983年毕业于山西大同医专；1993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取得神经外科硕士学位；1999年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2年在法国克莱蒙大学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工作，获法国外籍神经外科医师资格；2005年至2010年多次赴美国各大神经外科中心学习。2000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2004年破格晋升为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人们把神经外科医生喻为“刀尖上的舞者”，缘于大脑是人中枢神经系统最高级的部分，是人体的“司令部”。大脑重量只有1000多克，但血管密布、神经众多，每个部位都与人体各器官紧密相联。大脑被包裹在颅骨内，又是人体最脆弱的部分，缺血、缺氧5分钟就会导致人残疾甚至死亡。在颅内做手术，手术刀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毫米的移动，都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所以，神经外科手术常常被喻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而做神经外科手术的医生，也被称作“刀尖上的舞者”“生命中枢的守护神”。

郭智霖教授的老家，在神池县大严备乡大严备村。从这个偏僻、闭塞的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走出来后，他由专科生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士，成为所在领域的顶尖精英。20多年来，他用一把手术刀挽救了成千上万患者的生命。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只要自强不息，人生就有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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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采访“走出故乡的忻州人”，为难的是3位被采访对象接受采访的时间不好确定。好不容易确定了一位，给出的时间也十分短暂——这3位老乡实在是太忙了。郭教授只有7月2日下午3点半到4点是个“空档”——4点半就要上手术台。想了解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半个小时是无论如何不够的。只好与郭教授加微信，约好对他进行书面采访。记者回忻州后再联系，郭教授已经去了韩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1965年4月1日，郭智霖出生于神池县大严备乡大严备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给儿子起名的时候，郭智霖的父亲自然不知道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儿子的名字中带个“智”字，大约是希望他将来智慧超群，能够出人头地。幸运的是，郭智霖生逢其时，赶上了可以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如果早生几年，他现在完全可能是大严备村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

郭教授在记者给他留的“书面作业”中写道：“大严备村地处神池县中部，四面环山，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非常不便，经济拮据到令人无法想象！”在他上小学、初中的1970年代，大严备村倒是也有学校，但学校“空有外表，师资匮乏”，最要命的是居然“没有教材”。1977年恢复高考，第二年，只有14虚岁的郭智霖考入神池中学。懵懵懂懂的小后生来到县城，对人生规划的第一步却十分明确——考个学校，脱去“农皮”——这也是当年无数农村学生的奋斗目标。只不过，当时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委实寥寥无几。

中国始自上世纪50年代的户口制度，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若生在城市，便有城市户口。不用种地就可以吃商品粮，还有机会获得工作。若是不幸生在农村，身份就是农民，就注定要一辈子“修理地球”。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但同在一片天空下，“市户”和“农户”的待遇依然有天壤之别。郭教授多年后回忆童年、少年时在农村的经历，说“经济拮据到令人无法想象”，便是对当时农民生存状况的痛切的概括。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了，农家子弟终于有了一个向上的通道，尽管这个“ 通道”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跟比自己大两三岁、四五岁的同学坐在一个教室，班里年龄最小的郭智霖向人生第一个目标发起了冲刺。每个月七八块钱的生活费，已足以使父母勒紧了腰带。顿顿“窝窝头”、三餐“水煮菜”，在如今的年轻人看来，同样令人“无法想象”，但郭智霖却感到满足——吃到肚子里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粮食了。

郭教授回忆说：“由于自己基础差，年龄小贪玩，1980年参加高考时只考出354.6分。”——这绝对是郭教授的自谦之词。要知道，1980年全国有333万人参加高考，仅录取28万人，录取率为8.4%，这还是全国平均水平。在神池这样的山区小县，1980年高考的录取率达不达全国的一半、够不够4.2%，现在看来也是一个疑问。

1980年，山西省高考理科录取分数线是338，郭智霖超出分数线16分。但因为“志愿填报过程中自己的失误，错失第一志愿的录取，掉到最后一个志愿大同医专”。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好多老师和同学替他惋惜。都劝他复读一年考个好大学，毕竟，当时他只有16虚岁。郭智霖当时也有补习一年的念头，但家里实在是已无力供他。促使他决定上大同医专还有一个原因——从有记忆起，母亲就体弱多病、到处求医。16岁的少年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学医也不错，学成了，至少可以给母亲看病。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一上医专，“农户”就转成了“市户”，自己人生规划的第一步就此实现。

彼时的大同医专，建筑陈旧，教学设施、设备也比较落后。但考上医专的同学，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下晚自习的铃声响过很久，教室里还是坐得满满当当。刚开学那几天，郭智霖还心有不甘。在这种人人争先恐后的氛围下，也就全身心投入。医专3年，郭智霖各门功课几乎都是满分。因此，他也得以在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实习。毕业时，又凭学习成绩分配到这家医院刚刚组建的神经外科。正式穿上白大褂儿，不到20岁的年轻医生兴奋得一夜无眠。他觉得在大同三院这市级医院工作，这辈子也就能交代了。

当时，三院神经外科几乎每天都要接收脑外伤病人。郭智霖回忆说：“脑外伤病人死亡率非常高，每次看到家属撕心裂肺般的哭泣，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难受。每当此时也痛感自己专业技术有限，总觉得如果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再丰富一些，就可以挽救这些患者的生命，因此萌生出继续深造的念头。”——这是郭智霖决定考研继续深造的直接动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执业医生，许多是“文革”前本科医学院的大学毕业生，年轻一代也大部分有本科学历。郭智霖作为一个专科生，很多时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也并非某个人对他抱有偏见，实在是传统观念使然——晚清中兴名臣曾左李，要论功绩，左宗棠绝不在曾国藩、李鸿章之下，新疆就是左公收复的。但曾、李均为进士，左宗棠饶有天纵之才，无奈科场蹭蹬，只得个举人功名。左宗棠虽然功高盖世，就因为没有进士及第，屡被同僚甚至属下背后轻慢。左宗棠为这个缺憾，也郁闷一生……

人生的第二个目标明确了——考研！紧张工作一天，身心俱疲。简单吃口饭小憩一会儿，继续挑灯夜战。1990年，郭智霖以最高分考取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系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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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智霖攻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罗其中教授和丁美修教授。

罗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的奠基人。他不仅是一位名满天下的良医，更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名师，为中国神经外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作为学科带头人，罗教授充分利用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为中青年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他对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关怀备至，从课题选择、经费来源直至实验设计，每一个环节都会为学生提供悉心指导和设备支持。罗教授非常重视对研究生临床技能的培养，针对每个研究生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并为每个学生配备了临床与科研并重的导师指导小组。在罗教授的严格要求下，其指导的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及学术水平在国内有口皆碑。罗教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方面，他经常对郭智霖们说，对一个医生而言，“仁术济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它表现为高超的医疗技术、高尚的医德医风，表现为心系病人、心系苍生的情怀，表现为不断学习、勇于创新的精神。丁教授则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有多年国外顶级医疗中心神经外科工作经验，在国内较早开展颅底外科手术，成果卓著。

郭智霖读研期间，每天都有不少患者从外地转来上海仁济医院。因此，他每天都有机会跟着两位导师处理各种各样的疑难病症，如此见识、锻炼、磨砺的机会，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在此期间，他的临床技能和专业知识水准得以快速提升。临床工作之余，他还针对当年在上海发生的踩踏事件（1987年12月10日，上海陆家嘴轮渡站发生严重踩踏事件，致66人死亡、2人重伤、20多人轻伤）所致挤压伤进行了系统的动物实验研究，首次在动物机体上建立挤压伤模型，运用电生理方法评判损伤的严重程度，以此指导临床救治。

因为具备出色的临床技能和过硬的专业知识，郭智霖研究生毕业时，上海多家医疗单位伸出“橄榄枝”。中国著名整形外科专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医院整形外科主任王炜教授，邀请郭智霖到整形外科从事“颅面整形”，保他“一生无忧”。郭智霖志不在此，他还是“想做一个能治病、治大病的大夫”，婉言谢绝。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郭智霖已成家。虽然上海几家医疗单位虚席以待，但无法解决他两地分居的问题。大同三院的领导这时也多次找他，许以丰厚的待遇，希望他能回三院工作。乡情难却，郭智霖怀着回大同大显身手、“做强三院神经外科”的意愿，答应请求，回到大同。

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同只是一个地级市，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后，有大病首选还是去北京医治。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和防范措施的日渐周全，急诊脑外伤病人数量明显减少。郭智霖回三院后，有时两周只能开一个手术。虽然医生的愿望是“宁愿世上皆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但对郭智霖来说，当时面临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法施展的窘境。

1996年，郭智霖又来到上海，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鉴于他当时已能比较高水平地处理神经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就瞄准当时比较常见的、威胁病患生命的动脉瘤进行实验研究，以期能降低这类疾病的致死率和致残率。在国内大多数医疗单位还是裸眼手术，显微神经外科尚属空白的情况下，他又在显微神经外科领域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1999年，郭智霖以优异成绩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博士。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招揽人才，并解决了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

到第九人民医院工作后，郭智霖发现，国际上神经外科学界发展的热点、难点，是颅底外科疾病的手术治疗。这些疾病多是良性病变，但因许多神经外科医生对颅底解剖不熟悉，加之缺乏必要的显微技术，手术时只能部分切除或只取极小的一块瘤组织。术后，这些病变会继续生长直至威胁生命，良性肿瘤也会转为恶性。在丁美修教授的指导下，郭智霖率先在上海乃至全国着手颅底外科手术入路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一时间，全国各地患此病的病人蜂拥而至，九院神经外科病房爆满，一床难求。

颅底承托着大脑、小脑和脑干，一个人视、听、嗅觉等特殊感觉器官均位于其中。同时，十二对脑神经及其供应脑的动静脉从颅底穿行，解剖复杂，许多重要结构不能有丝毫损伤。由此区域发生的肿瘤、炎症、外伤和畸形等各种疾病，是颅底外科研究、治疗的主要对象。常见的颅底肿瘤有脑膜瘤、神经鞘瘤、脊索瘤、嗅神经母细胞瘤、软骨肉瘤等。颅内动脉瘤多为发生在颅内动脉管壁上的异常膨出，是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首位病因。在脑血管意外中，仅次于脑血栓和高血压脑出血。

做颅底外科手术的时候，郭智霖经常要在直径不到1毫米的血管吻合处悬腕缝合几针、十几针。他端坐在手术凳上，透过10倍手术显微镜，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缝合针，在薄如蝉翼的血管壁上进针。有时，每进一针就要耗时一小时。此时，如果持针的手哪怕有一丝颤抖，都可能使患者致死或致残。手术中，他必须连续几小时、十几小时保持一种体位。缝完最后一针的时候，四肢僵直，在助手搀扶下走下手术台，半天也缓不过劲儿来。

2000年，也就是博士研究生毕业的第二年，郭智霖就晋升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这一年全院有同等学历者晋升的比率，不到20%。

2001年，受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选派，郭智霖赴现代神经外科学发源地之一的法国，系统学习神经外科手术技术。到法国不到半年，就考取了法国神经外科学会颁发的外籍神经外科医师资质，单独为患者手术。2002年开始单独带组，年个人手术量达到300台。

跟所有发达国家一样，法国医学院每年的淘汰率超过50%，法国人在本国做医生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更别说外国人了。在法国等级森严的临床医学界，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要想有一席之地，除非你确实有惊人的技艺。刚开始，法国同行也不约而同地对郭智霖投去轻视、质疑的目光。“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几台手术下来，他们就不得不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位来自中国的神经科大夫。

在法学习期满，法籍神经外科主任希望郭智霖能延长在法国的工作时间，并许以加薪等待遇。延迟3个月后，郭智霖还是于2003年初回国，回到他熟悉的工作岗位。2004年，破格晋升为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成为九院最年轻的正教授。

回国后，郭智霖以神经外科的疑难杂症为主攻方向，继续从事脑血管病的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患者经他手术后，死亡率降至10%以下——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数据——郭智霖也因此成为中国医师学会脑血管病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委员。现在，郭智霖和他团队的颅底外科手术水平全国领先，用郭教授的话说就是：“目前，没有我们切不了的颅底肿瘤，全切率和功能保留率居全国之首。尤其是颅眶沟通肿瘤的手术，手术数量和质量位居全国第一军团。”

随着影像学的发展，“生命禁区”——脑干区病变检出率越来越高，成为威胁国人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神经外科疾病之一。三年前，郭智霖带领团队开始规模实施脑干肿瘤的手术治疗，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多次在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誉。在学术论著方面，自晋升主任医师以来，郭智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逾百篇，参编7部专著。

郭教授在“书面作业”的最后写道：“路漫漫其修远，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做一个好的会治病的医生。”大道至简——但“好”医生未必医技高，“会治病”的大夫也未必是个“好”医生。郭教授仁心仁术，救死扶伤，功莫大焉，善莫大焉。（郭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