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上，山西的山药蛋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文艺劲旅。以赵树理、马烽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们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运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吕梁英雄传》《汾水长流》等，这些文艺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普通群众的所思所想，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成为那个时代的巅峰之作，成为我们研究山西文艺创作的经典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的文艺创作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态势，一大批作家如雨后春笋，以高质量的作品赢得了全国的关注。1978年，山西作家成一写出了《顶凌下种》，小说通过村支书老明海抵制县委潘副书记急着出典型出经验的故事，塑造了劳动人民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排斥，反映了基层群众渴望搞好生产生活的诉求，《顶凌下种》迅速成为文革后山西首个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1980年，还在山西榆次市锦纶厂工作的柯云路写出了国企题材作品《三千万》，再次成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小说着力塑造了改革开放初期，丁猛力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和理想为国企改革注入积极的能量，通过进厂调研，与该厂负责人展开了一番关系国企命运、人心向背的生死较量，现在看来，改革开放已逾40年，这篇惊心动魄的小说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980年，山西词作家张枚同创作的《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发表后，受到了谷建芬的关注，两人合作推出了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同年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一炮走红，这首歌曲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展现出了青年一代迫切希望献身国家、献身改革开放事业、为建设一个充满朝气蓬勃的祖国贡献力量的精神风貌，那充满积极向上的词句，那轻松欢快的旋律，激励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新中国最为经典的音乐作品之一。

1984年，由柯云路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星》发表在《当代》杂志上，这部作品被太原电视台改编为电视剧播出后，广受关注。这部反映改革的作品，以山西省综合改革试点县原平县进行的“搭台唱戏”改革为基础，以吕日周同志为原型，塑造了李向南这一改革者形象，成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里程碑式代表作。

回顾这些金灿灿的历史，回望山西文学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不难看到，凡是将脚印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当中，深深地融入火热的生活当中，感受着时代的脉搏，感受着人民的欢乐喜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社会主义事业创作的导向不变，就能把好写作之舵，把好感情之舵，就能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之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

如何解决文艺创作的华而不实问题，解决无病呻吟、闭门造车问题，必须根治文艺创作的浮躁风气。文艺工作者必须厚植生活土壤，建立自己的创作基地和生活联系点，主动践行“走转改”，向正在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伟大历史学习，向朝气蓬勃的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者学习。

生活永远是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创作出现的井喷现象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当前活跃在文艺创作领域的新一代作家们，必须下足功夫去温习研究这一现象，那绝对不是历史偶然，是一种漫长等待和积累后的必然，就如上亿年前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在深埋于地下后经过长久的酝酿，才变成人类需要的煤炭，才能为今天的我们带来光明和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人民作家柳青的故事，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了《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的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能栩栩如生。试问，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作家有没有，多不多？ 我们能否创作出反映大时代大变革的伟大作品，动辄以百万字计量的巨著，动辄以书写百年历史题材为噱头的鸿篇，是否能赢得读者的瞩目，是否能够走入读者之心，是否能产生人人争相传阅的效应？ 在我们每年出版的大量文艺作品中，有没有像《驿路梨花》《谁是最可爱的人》《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精品力作？如果，我们的作品没有启蒙思想、传递温暖、透视历史的功用，那么，就值得大家反思。如果我们的作品光靠点击率和获得某项重要大奖来赢得市场，而不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不去关心时代课题、时代之问，不去关心人民的痛点、热点、难点，总是沉湎于自我写作而不可自拔，不能融于热气腾腾的生活，那么如此两张皮的作品终究要被时代所抛弃。

新时代，我们呼唤伟大的时代之声，呼唤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欢乐、心连心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有底气、有地气、有生气，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和梦想，让我们一同为之奋斗吧！尹建增

（责任编辑：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