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祖

历史最大的魅力，在于疑问，在于对疑问的追寻。一句形象的俗语——“打破沙锅问（纹）到底”，便是最生动的写照。这不，关于“鹅城”的若干条史料，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又引起我们极大的探索兴趣，因为，它和太原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

春秋时的梗阳邑，秦汉时的榆次，北魏时的晋阳，隋唐时的清源，再后来的徐沟，现今的清徐，有一个古老的村社，名曰“ 鹅池”。关于鹅池是否为鹅城的史料，起自于东晋，至止于清初康熙间，历1300余年，经多个朝代、多种古籍传载，现今掌握有若干条。下面让我们以历史顺序，从古迄今，次列于后，从其演变中，得到启迪。

《晋阳秋》，是西晋太原国中都（今平遥）人孙盛所著。西晋灭，衣冠南渡续建东晋。孙盛因祖国亡于五胡，遂作《晋阳秋》记晋国史事，其中，也整理和记载了不少关于祖籍太原的过往。此书后虽散佚，但辑录、散载于诸多史籍。是书有载：“永嘉元年，洛阳步广里地陷。有二鹅，色黄苍者飞冲天，白者不能。黄苍，杂胡夷之象，刘曜以为己瑞，筑城以应之。”此是最早关于洛阳地陷有鹅起飞的记载，但史料中没有说刘曜所筑之城叫鹅城，也没有载在何地筑城。当然也没有说黄苍冲天之鹅，飞止于何地。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也有一段关于洛阳地陷，苍鹅起飞的记载：“及晋永嘉元年，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二鹅出，苍色者飞翔冲天，白色者止焉。陈留孝廉董养曰：‘步广，周之翟泉，盟会之地，今色苍胡象矣，其可尽言乎？’后五年，刘曜、王弥入洛，帝居平阳。陆机《洛阳记》曰：‘步广里在洛阳城内，宫东是翟泉所在，不得与太仓西南也。’”此载没刘曜筑城之载。只是新提到“后五年，刘曜、王弥（克洛阳）入洛，帝居平阳”（将晋怀帝生俘，迁囚汉都平阳）。

唐中叶后，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图志》，在清源县条中载：“鹅城，在县东南二十二里，《晋阳春秋》曰：‘永嘉元年，洛阳步广里地陷，有二鹅，色黄苍者飞冲天，白者不能飞。苍杂色，故夷之象，刘曜以为己瑞，筑此城以应之。’”此载遵循志书“述而不作”的原则，只是依《晋阳秋》载述。误将《晋阳秋》作《晋阳春秋》。

逮明中叶，《大明一统志》在述太原府清源县时，称：“晋永嘉初，洛阳地陷，有二鹅，苍者飞出，白者止此。刘曜谓为己瑞，筑此城以应之。”此载，较粗陋，将永嘉元年，记为“永嘉初”，将“苍杂色，故夷之象”删略，不知为何意。

降及清初，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前明遗老顾祖禹，深感《大明一统志》对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简陋误国。遂用20年岁月，著《读史方舆纪要》（下简称《纪要》），终于康熙年间行世。在《纪要》中陈述太原地理形势时，提及清源县“ 鹅城，城东南二十三里。《晋阳秋》：‘永嘉元年，洛阳步广里地陷。有二鹅飞出，苍色者冲天，白者止此。苍色胡夷象，刘曜以为己瑞，筑城应之。’”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顾祖禹所录之《晋阳秋》载，虽史实无大的出入，但已非原文。

五段史料，出于五个朝代、五部古籍，最早为东晋《晋阳秋》，依次为北魏《水经注》、中唐《元和郡县图志》、明《大明一统志》、清《读史方舆纪要》。而且可以看出，除郦道元之《水经注》所载最详，不提“刘曜筑城”之外，其它四种书籍所载大同小异，因因相袭，均源自于孙盛著《晋阳秋》。孙盛生于西晋泰安元年（302），卒于宁康二年（374）。襁褓之时，内迁匈奴五部，“并州之胡”刘渊反，建汉赵，与西晋分庭抗礼；孩提之时，西晋灭于汉赵，孙氏作为太原大族，举家南迁，成为南渡世族；待其成年为官，老年著史，早是天下大乱，东晋偏安一隅，北方“五胡乱华”“十六国相继”。他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著《晋阳秋》，所载所记最应为可靠。亦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所著之《晋阳秋》，乃太原人撰太原事，最为可信。然而，这种认识，失之望书名生意。

第一，孙盛史著《晋阳秋》，乃是说晋国事，而非晋阳史事，书名初曰《晋春秋》，与其《魏氏春秋》，珠联璧合，分述曹魏和司马晋之史事。因书名中“春”字，避太后讳，遂以“阳”字代，更名《晋阳秋》。这一点《乐史》已证。

第二，清源县始置于隋开皇十六年（596），距永嘉元年（307），已过了近三个世纪。且永嘉元年，西晋未亡，刘渊建汉赵仅三年，势力亦有限。是时，其侄刘曜仅为一员骁将，还不至于有称帝称王之心，把苍鹅与自己的发迹联系起来，也还不具备挥军建城之实力。如若将此事移植在刘渊名下，或有可能。

第三，历史史料的代代抄袭，往往是人云亦云，最易形成“以讹传讹”的误导，此类事例颇多，不赘。

第四，鹅城与鹅池之名，意差甚远，很难演绎成理，难以作为传承因果。而且，当地至今仍有古老传说，“鹅池”得名于尧帝当年在此建尧城，凿池养鹅，故名鹅池之故事。

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古城太原西北百余里之外的静乐，也有一别称名鹅城。也有古老的传说，当年金鹅飞此，见此地有翟泉以为故地，便落住于此，后人建城，遂名鹅城。

当然，汉赵最末一位皇帝刘曜，即上述四部古籍所载的“刘曜”，因“苍鹅飞落于此”“以为己瑞”“筑城以应之”，其地更似于静乐，而非清源。因为，刘曜是否久活动于清源，从事实上分析，应有可能，但史书上却难寻其载，属事有可能，查无确载。但刘曜久活动于静乐即古汾阳一带，则不乏其例。《晋书·卷103》：“刘曜，弱冠游于洛阳，坐事当诛，亡匿朝鲜，遇赦而归……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还载，居管涔山时，“尝夜闲居，有二童子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当然，最重要的则是，《晋阳秋》并没有说，苍鹅落于清源，也没有说刘曜建城于清源。那么，刘曜建鹅城于清源之说，乃是唐以后人的附会之言，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将此言附之于静乐，又有什么悖理呢？总之，鹅城不在清源在静乐之说，作为一家之言，并非妄语，而言之有据。

（责任编辑：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