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针对基层婚嫁行为，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开展移风易俗行动，遏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打击此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有地方依此文件，积极组织集体婚礼，已取得350场婚礼节约650万元的成绩。考虑到民间婚嫁观念和习俗的根深蒂固，已属不易。

婚姻的本质是经济共同体+生育共同体，这是社会学早已有之的定论。这一赤裸裸的规则，在婚姻商议缔结之初就以“彩礼”“陪嫁”“买房买车”等货币化的方式显现了。男方所支付的高额“彩礼”或婚房等，正是对于女方提供生育价值的交换和补偿。当然，这种说法难免会遭到“物化女性”的指责。然而遗憾的是，女权主义者们的理念，无法扭转村头的翠花和城里的蒂娜以及她们父母的想法。女权主义者自己是这个世界的稀有物种，她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是现实世界的“马刺”，即使扎出了血，也仍然难以为现实的世界提供可行的规范。只能说，既然有这么多年来广为接受的约定俗成的民间规范，就一定有肥沃的土壤供其生长。

说到底，婚嫁成本也只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折射。从前，一个普通的农民之家，为了确保儿子顺利成婚，通常需要盖三间崭新的大瓦房；到了消费升级的今天，则需要在当地的县城买一套商品房才行。但是，无论村里的三间大瓦房，还是城里的商品房，却都能让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倾尽所有。“因婚返贫”的说法并不夸张；事实上，结婚成为目前不少农村贫困家庭的重要形成原因。

虽然政府从根本上制止民间的高额婚嫁成本并不现实；但是，以确保精准扶贫成果的视角，关注当前农村婚嫁成本高居不下、节节攀升的事实，使政府在这个话题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以及对推行移风易俗更强烈直接的动力。而且，就操作层面而言，可以发挥的空间仍然不算小。例如：责令干部带头，缩减婚嫁开支，以示范效应推广移风易俗的村民公约的实行。又如：于细微处着眼，压缩酒席、招待、婚车的规模和档次，或者与社团组织联合，举办集体婚礼，让普通家庭能节省一点是一点。再如：加强舆论宣传，以政府的权威参与塑造基层的社会风气。这也应是今年民政部将全面推进婚俗改革的着力点。

（责任编辑：梁艳）